篇一：凯洛夫的批判教育学
凯洛夫教育学批判
——兼评“凯洛夫教育学情结”
钟启泉
【摘要】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教育界就已彻底超越凯洛夫教育学。但在我国教育学界某些人至今依然沉醉于“凯洛夫教育学情结”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把凯洛夫教育学捧为现代教育学术的精华，似乎离开了它，中国的教育就注定要失败。本文旨在梳理 20世纪20－30年代苏维埃教育学界不同教育势力围绕“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原理的博弈，回顾苏联教育史上几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借以揭示凯洛夫教育学在苏维埃学校教育的发展中究竟充当了怎样一种角色；同时阐明，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捡起“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口号不仅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而且是 一种历史的倒退。
【关键词】凯洛夫教育学 凯洛夫教育学情结 维果茨基学派 重建教育科学
【作者简介】钟启泉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教育界就已彻底超越凯洛夫（И.А.Каиров）教育学。但在我国教育学界某些人至今依然沉醉于“凯洛夫教育学情结”而不能自拔。有人甚至把凯洛夫教育学捧为现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似乎离开了它，中国的教育就注定要失败。【1】凯洛夫教育学究竟是不是现代教育学术的精华，不是仅凭一连串的大胆假设（注1）能够成立的，尚须作一番小心求证的功夫。笔者以为，倘若欲把凯洛夫教育学放在世界教育学术发展的天平上予以考量，那么，就得回到事实本身，并有明确的概念界定。换言之，就得首先明晰两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其一，我们不能孤立地议论凯洛夫教育学的价值，割断了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掩盖了其“出身成分”。其二，我们不能把凯洛夫教育学混同于“苏维埃教育学”，偷换了概念。笔者试着求解这两个问题。本文的具体任务是，回顾苏联教育史上基本的历史事实，借以揭示凯洛夫教育学在苏维埃学校教育的发展中究竟充当了怎样一种角色；同时阐明，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今天，重新捡起“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口号来抗衡“新课程理念”和“概念重建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苏联教育理论的特色何在？我们当然可以从苏维埃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作出检视。不过，作为表征苏联教育理论之特色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当推“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原理。【2】无论从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步伐来看，还是从1973年苏联制订的《国民教育基本法》【3】第4条“苏联国民教育的基本原则”的规定来看（注2），我们都不难断定，“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在苏维埃教育理论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其实，在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教育学界围绕这个教育原理展开了多次论争，并且波及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同时，从世界范围看，这个原理也是现代教育理论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原理【？】。下面，就来梳理一下20世纪20－30年代苏维埃教育学
界不同教育势力围绕这个基本原理的博弈，同时，勾勒凯洛夫教育学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本质特征。
（一）领导苏维埃学校建设的思想基础与“学校消亡论”的越轨
众所周知，教育必须在学校中进行，而学校教育是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独立出来的。－－这是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要求的。因此可以说，源于社会生活并基于社会生活的要求而产生的学校教育必须同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乃是天经地义的要求。然而，现代学校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它往往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要求也是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关于学校教育究竟应当怎样跟社会生活相结合的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在这里，何谓“教育”、何谓“生 活”的概念界定，往往是见仁见智的。那么，在当年苏维埃教育学界，究竟是怎样一种含义呢？不同教育思想之间又经历了怎样一种博弈的轨迹呢？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揭穿凯洛夫教育学的“出身成分”，其真实的面目也就一目了然了。【？】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这样说：“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4】这里的“书本”可以解读为“学校教育”。同样，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Н.К.Крупская）也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文中批判“教科书学校、知识灌输学校”。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是在双重意义上批判旧社会的学校与生活的脱节的。其一，学校传授的知识不能正确地反映生活的实际，是实际生活中无用的知识【知识的有用与“无用”的问题】。换言之， 这是知识的真实性，即知识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其二，学校教育的阶级性问题。即便在学校中教授了毫无作用的知识也是容许的，这是因为这种教育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恐惧人民大众获得活生生的知识的。列宁指出“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些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6】这样的学校应当废除。
【很激进】
不过，列宁一方面彻底地批判旧学校，另一方面又对全盘否定旧学校教育并与之彻底决裂的态度，发出了严厉的批判和警告。他说：“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好】------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7】这样，一方面批判“旧学校充塞着阶级的精神－－－这种学校的每一句话，都是为资产阶级伪造的。”另一方面又说，“必须从旧学校汲取好的东西”。表面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正是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思想，隐含着苏维埃建设新学校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列宁对于阶级社会的矛盾性及其学校与文化本身 所具有的矛盾性的深刻洞察所带来的。在对资产阶级起作用的知识中，隐含着也对劳动者起作用的知识，两者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不是完全割裂的。否定资产阶级文化、非难旧学校是容易的；非难并丢弃同实践生活脱节的教科书是简单的。然而建设怎样的学校、编制怎样的教科书却是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个难题。列宁设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时说：“无产阶级文化
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好】。”【8】这就是说，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是从与旧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和斗争中确立起来的。这种文化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是跟生活中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因此，当列宁倡导学校与生活相结合的时候，他强调：“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9】
在列宁思想的指引下，克鲁普斯卡雅在理论上、实践上指导着苏维埃新型学校与教育的建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苏维埃教育思想的基石。
克鲁普斯卡雅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提出了苏维埃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10】她在《论自由学校的问题》一文中探讨了支撑这种教育目标的儿童观，这就是：“尊重儿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拥有的固有性（人格）的发展”。在她看来，儿童人格的发展隐含着三个过程。
【11】第一过程，儿童是观察的主体。所谓“观察”，是从观察对象获得“印象”、“感情”、“问题”的活动，形成世界观之基础的活动。就是说，第一过程是培育主体性、唤起自我教育的一种认识进展的过程。第二过程，儿童具有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的知识与他人分享。儿童是基于活动的需求，展开实践性活动与创造性活动的存在。这也是一种借助自我评价、自我认识而获得自信、感受自身能力发展所带来的喜悦的过程。儿童的劳动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第三过程，儿童是迫切要求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有益于自己的个人劳动的存在。因此，实践活动自然应当在有益于他人这一明确的目的之下来展开。这就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过程，是儿童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的喜悦和作为社会存在的自我实现的喜悦同时得以形成的过程。这样，克鲁普斯卡雅分析了基于内部生命的作为一个人的固有性的发展过程，阐明了儿童发展的自我运动性。正是儿童自身发展其作为人的固有性的过程本身，构成了全面发展过程的核心。因此，她主张学校应当唤起儿童的自我活动，回应其精神的道德的诉求，促进其个性的发展。这种儿童观和发展观，构成了她的劳动学校的教育理论与集体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同时，克鲁普斯卡雅也把儿童作为生物学的存在来看待。她认为，关于遗传、脑、神经系统的研究，对于揭示儿童人格形成的法则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克鲁普斯卡雅是怎样把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原理在苏维埃新型学校的建设中加以具体化的呢？十月革命后，克鲁普斯卡雅把儿童实现全面发展的学校界定为“统一劳动学校”，进而致力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面对旧社会的学校，克鲁普斯卡雅以“劳动学校” 与之抗衡。她领悟了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追寻前者变革为后者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手段，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也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有力手段。克鲁普斯卡雅认为，这正是工人阶级所组织的学校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就是基于马克思、克鲁普斯卡雅等人的教育思想，立即着手“劳动学校”的建设的。在1918年9月30日制订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第12条中规 定了“学校教育的基本原理”：“学校生活之基础，不是旨在赚取儿童必要经费的手段，不是单纯的教学方法的变革，而必须是生产性的社会必要的劳动－－生产劳 动。它必须同以知识之光阐释周围生活之一切的教学，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12】在这里，与综合技术教育一起，生产劳动与教学的结合，成为劳动学校的基本原理。不过，克鲁普斯卡雅
在20世纪20 年代极力主张的“学校与生活相结合”，并不含这双重的意义。“生活”与“生产劳动”并不是一回事。她当时受杜威（J.Dewey）“生活教育论”的激励，特别强调劳动学校“儿童的生产劳动不应当同生气勃勃的生活脱离开来”；强调把学校周遭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和学校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变革中的生活空前地教育着人们，而教育者自身也必须受教育。作为这种结合的手段，她重视共青团和少先队的青少年运动，这是学生同工农青年直接交流、有机结合的场所。在社会主义革命狂风暴雨时期，这种旧学校被否定，学校和教师自身必须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接受教育。这种主张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克鲁普斯卡雅并没有片面地思考来自生活的教育。她同时也主张学校应当在新生活的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环境的教育化”的“巨大作用”。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改进学校教育中的学科知识教学的呼声越来
【13】越高涨。即便在1931年联共（布）中央颁布《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议之初，
“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或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仍然是苏维埃学校的基本方针，但由于当时的义务教育是四年，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中等职业学校和大学招生人数绝对不足。因此，这个时期的工作重心转移了：与其说是学校接近生活，不如说是借助学校的力量使得生活更富于文化。克鲁普斯卡雅也在1932年对这次变动作了如下的评价：“联共（布）中央在整个1931年度里，聚精会神地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普通教育知识水准的提升。当然，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14】然而，这种趋势不久便导致了教学与生活的重新脱节。”从30年代后半叶开始，特别成为问题的是“理论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割裂”、“学校与生产劳动的分离”。克鲁普斯卡雅在1937年2月给联共（布）中央书记的一封信中以严厉的口吻表述了她的忧虑：“近年来学校中的劳动教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重组劳动课程，而是干脆取消了。------作出这样的决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15】但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不久就以“陷入手工业主义”为由，废除了独立开设的学科－－劳动科，导致了“关闭学校中的劳作室，闭口不谈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活动” 【16】的后果。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中等教育网的扩大、二战期间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的蔓延，这种趋势一发不可收拾了。尽管综合技术活动的旗帜没有降落，但学校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同生产劳动的结合，而走向了语词主义（灌输主义）的学校教育了。
重提“学校与生活相结合”的主张，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的事情。斯卡特金 （Μ.Н.Скаткин）在《八年制学校教学与生活的结合》（1962年）一书中强调：“教学，是以掌握科学为基本课题的。科学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的生 活，学校的学科课程原本应当是同生活密切联系的。”【17】在他看来，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最重要的路径是进一步提高学科内容的水准和质量，但这决不意味着教师给学生灌输预设好的教材内容就可以了。恰恰相反，必须把知识的教授跟学生周遭日常生活方式的现实联系起来。不过，斯卡特金主张 “生活”概念是极其多义的，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七条基本路径（注
3）。由此看来，联系克鲁普斯卡雅阐发的“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原则，开始是同未分化的整个生活环境（革命斗争）相结合的，然后逐渐地采用分化的状态，强调了同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基本侧面的结合。在克鲁普斯卡雅直接论述“学校与生活相结合”的唯一论文－－《学校与周围社会生活的结合》（1924年）【18】之中，她曾经警告“学校的孤立化”，主张学生同工农青年相结合、同共青团基层的交流和工人劳动者的生活相结合、工厂和农场相结合。不过，在打破学校“高
墙深院”之后，学校教育的内容如何具体地跟社会生活相结合，尽管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论述，但坚持列宁的教育思想路线－－“学校应当跟沸腾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的主张，却是清清楚楚的。
上面的概括，大体梳理了以克鲁普斯卡雅为代表的列宁主义教育思想路线的基本主张。这些主张成为当时苏维埃学校建设的主导思想。
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维埃社会迎来了转折期的教育改革声浪。苏联在1926年经济水平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1928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式开始。在这种背景下，苏维埃教育界也在激情燃烧。学校活动方法研究所的休里金（В.Н.Шульгин）、克鲁佩尼娜（М.В.Крупенина）等教育学家抨击教育人民委员部不能应对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文化革命课题，并在平克维奇（А.П.Пинкевич）、 卡拉希尼科夫（А.Г.Калашников）等一些著名教育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他们激烈地主张所谓的“学校消亡论”。“学校消亡论”的基本论断是：“大众不是在学校之中而是在生活之中，在工厂、农场和阶级斗争之中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才开始学习的。儿童也必须通过参与建设和斗争，基于自身的经验来学习。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场，
【19】正是教育的场域”。他们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学校亦将随着国家的
【20】消亡而消亡”。就这些论断和预言本身而言，我们是大可不必把它“妖魔化”
的。但问题的要害在于“非此即彼”式的思维方式和一系列引向极端的做法所带来的破坏性：在学校教育 实践中一味推崇美国的“设计教学法”【奇怪，向美国学习】，班级、教学计划、学科教学、教科书等一概被视为旧学校的遗物加以否定，这就越出了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路线和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需求的轨道了。学校消亡论者的矛头也指向了著名教育家沙茨基（С.Т.Шацкий）。他由于肯定了学校的作用而被他们攻击为“右倾”思潮， 但受到克鲁普斯卡雅的热情维护。20年代末至30年代，沙茨基出于学校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立场，对来自美国的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持肯定态度。不久，这些方法连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会议主持编制的统一劳动学校“教学计划”一起，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严厉批判。
十月革命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教育同30年代以后的教育格局是天悬地隔的。那是一个基于尊重儿童人格、大胆求索“劳动”与“生活”问题的摸索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苏维埃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人物就是沙茨基。以沙茨基为首的一批教育家在革命后的艰难岁月里为寻求崭新的教育建设而呕心沥血的业绩，尽管在30年代之后被等闲视之，但在战后斯大林批判之后，重新恢复了名誉。沙茨基当时尽管由于“学校消亡论”思潮的牵连而受到联共（布）中央的批判，但仍然作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参议会的成员主持“中央教育学研究室”；同时，从1932年2月开始出任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潜心音乐学院的教育改革。日本教育学家评论道，“在30年代的苏联，包括沙茨基在内的20年代的教育家们倾注心血致力于消弭的旧式学校－－脱离生活、偏重理论、灌输主义的学校－－得以回潮了 ”。“在理论上谈论‘科学’与‘生活’是不难的，然而，现实的教育的历史，似乎仍然在延续着人们围绕这个问题的苦恼和苦斗”；“沙茨基从体验和实践之中产生出来的教育思想，似乎仍然在今日我们直面的教育现实中时刻敲响着摄人魂魄的警钟。”【21】
（二）1931年学校政策与凯洛夫教育学的沉浮
篇二：非洲桃花心木鉴别
非洲桃花心木鉴别
英文商用名：African Mahogany {非洲桃花心木}，树种中文标准名为卡雅棟，为棟科 MELILACEAE 卡雅棟Khaya树种；本属有8种，产于非洲的热带地区，常见商品材有白卡雅棟K .anthhotheca和红卡雅棟K.iuorensis。该类树高可达35m，直径0.6～０．９ｍ
识别要点；心边材区别明显，边材浅黄褐色；心材浅红褐色，曝光后呈红褐色，生长年轮不明显，散孔材。轴向薄壁组织环管束状，木射线细致中。
材性；纹理交错，结构略细而均匀。木材气干密度０．５～０．６ｇ／ｃｎ３。木材轻至中，强度中等。木材干燥易，干缩小。木材耐腐性中等，木材加工易，旋刨行能良好。胶合、钉钉、染色、油漆性能良好。
用途；宜做高档家具，船舶、车辆的内部装修，室内装修。微薄木、胶合板、乐器等用材。 本文来自：檀香山家具商城
篇三：“挺普”与“反普”的理由
初来莫斯科的人，如果只呆上一个月，那么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将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而如果超过一个月，情况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变。他会因为走得更远看得更多，而逐步接近这个领土面积几乎是中国两倍的庞大国家的真相。俄罗斯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俄罗斯是“莫斯科”加上“莫斯科以外的地方”。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阶层也由此发生分化。莫斯科、彼得堡等少数一线城市里，新兴中产阶级正走在从孵化到羽化的道路上。而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人们，则似乎仍停留在苏联解体的惯性中。一边是欣欣向荣的亚太邻居，一边是身处被中央政府“遗忘的角落”。虽然国家早已从苏联变成俄罗斯联邦，但是他们思想的底层，还停留在对中央政府的“等、靠、要”上。正是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使得俄罗斯社会形成了“挺普”和“反普”两大派别，也自然形成了“挺普”和“反普”的理由。
选择普京 选择稳定
从乌拉尔地区乘火车来的人，从雅马尔-涅涅茨自治州坐飞机来的人，从下诺夫哥罗德和基洛夫州开车来的人，这些人聚集到莫斯科，参加2月23日的集会，表达对普京的支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所谓“国家预算体制内“的人，即靠国家发工资的人。一位50岁的纺织女工伊琳娜说，选择普京是选择延续现在稳定的生活，她从心底支持普京。伊琳娜说他们家正等着单位分房子，虽不知什么时候能轮到，但她认为除了普京，没人会帮他们。玛丽娜是一名铁路工人，她说支持普京的理由很简单――修了新路，涨了工资。而当被问到什么是稳定时，玛丽娜的回答干净利落：我们会有工资拿，而且我们的工资会涨。普京任总统和总理的12年里，人们真切地感受到的是生活的改善。
普京2000年执政之初就搭上了国际油价高涨的快车。国际原油价格也似乎在助普京一臂之力：从2000年初的每桶20美元涨到2008年巅峰时的每桶超过130美元。高度依靠能源的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快速形成，而且国民经济从油价攀升中直接获益。从普京任总统的2000年到2008年，俄罗斯经济保持年均6%的高速增长。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水平从1999年的5951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9840美元。而且俄罗斯人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人均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的确，对于经历过苏联解体及其之后经济动荡的人们，现在的情况不知比当初强了多少。俄罗斯“冰上王子”布鲁申科的话或许能代表很多人的心声：“为什么我们要放着好日子不过呢？我们不需要什么革命，也不需要什么剧烈的变革。普京，就是普京！”
经济上的富足也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感。36岁的叶甫根尼是一家能源企业的经理，经常出国的他说，俄罗斯人现在在国外能受到更好的接待，这都是普京的成绩，这就是国家的荣誉感，现在所有人都对我们都很好。变得更加富裕的俄罗斯人不仅成为全世界最热衷于出境游的国民，而且其身影还经常出现在一掷千金的拍卖场上。
普京灵活、务实、以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的外交策略也给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带来了更多的底气。比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在对比俄罗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时就表示，普京当选总统不会让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发生重要转变，但会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好地维护俄罗斯作为世界上重要一极的地位。
普京――最富执政经验的候选人
如果不计八年的总统生涯，仅普京就任总理后，他的足迹就遍布俄罗斯83个联邦主体中的65个，在众多的灾难现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的形象随之深入人心。加上媒体在选前爆出“恐怖分子欲行刺普京”的消息，更提升了普京作为“反恐斗士”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普京才能给大众带来安全感。
表面上普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拉票活动，但实际上作为总理的他，每天出现在媒体的曝
光率都远远高于其他人。普京的所有政务活动都会在俄罗斯全国电视网络上反复播出。他署名的七篇竞选纲领性文章发表在七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生等多个方面阐述自己的施政理念。每一篇文章的发表都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这种效果比任何竞选广告都更为理性和有说服力。在竞选时，普京也不能免俗地向选民做出各式承诺，虽然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不是最多的，但身为现任总理，普京实施上述承诺的可能性要高于其他候选人。
相比之下，其他几位候选人虽在选前有大量造势，但实在难以让民众相信他们能做好这个大国的总统。记者在多次对俄罗斯民众的采访中，不止一次听到俄罗斯人说：“除了普京，还能选谁呢。”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界的支持：普京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他是当今俄罗斯最现实的选择。
其他候选人“帮”了普京的忙
从2011年底开始的游行释放出俄罗斯社会反对普京的声音，但这些抗议的声音又激发了普京的支持者，甚至将原本摇摆不定的选民推到了普京的阵营。无论如何，当普京阵营打出反对“颜色革命”的口号、发出“热爱俄罗斯”的呐喊时，一些政治观察家都觉得“投票给普京，就是在向西方说‘不’”。
另一方面，这次参加总统大选的其他候选人之间彼此存在着竞争与隔阂，无法构成对普京有真正威胁的合力。比如，久加诺夫，他的年龄最大，但每次参选都排名第二。他的大多数支持者是苏联时期的受益者和怀念苏联的人。但今天的俄罗斯早已不是20年前的苏联，变革的俄罗斯更无法回到过去。人们不禁怀疑：一个代表旧时代的领导人如何带领新的俄罗斯前进？
日里诺夫斯基，五次参选、五次落败。与其说他有丰富的执政经验，不如说他有丰富的失败经验。他怪诞的行为和出格的言论，无论如何也让人无法联想到严肃的政治家。所以有人说他的出现，只是为了让俄罗斯政坛变得更有趣而已。他吸引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对生活失望的人。
普罗霍洛夫是本次总统大选的最大亮点，他的出现满足了年轻人对于变革的渴求。但最年轻（46岁）、最富有（180亿美元）、商人出身的他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身上有着苏联解体后所有一夜暴富的寡头的“原罪”，他被认为是国家财富的窃取者。其次，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背后也没有属于自己领导的政党。他坦言，此次参选旨在积累经验。
米罗诺夫曾是普京的忠实拥趸，但如今却成为普京率领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最坚定的反对者。然而他的形象模糊，缺乏领导大国的领袖气质。
所以，除普京外的四名候选人实际上分流的是彼此的一部分选票。正因如此，他们没有赢得超过50%的选票，从而无法把普京拉入到第二轮投票中去，使得普京可以在第一轮选举中便以超过63%的选票直接胜出。
反对派是谁
至于“反普”的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俄罗斯的反对派究竟是些什么人。目前所谓的俄罗斯“反对派”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从左到右不同的政治团体，他们缺乏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形成规模。他们发出的声音有限，彼此之间还存在差异，因此让他们无法形成对抗当局的联合。这是一支逐步崛起的力量，它以新兴的中产阶级为主，大多是“体制外”的人，占俄罗斯人口比例约为20%左右。这些人普遍年龄在40岁以下，月收入2000美元左右，5%的人表示愿意买什么就买得起什么；受过良好教育，思维活跃，接受市场原则和民主思想，善于通过互联网接受信息、表达观点。他们既是随着俄罗斯“油气经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当前体制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是最无法忍受当下政治秩序的活跃分子。这确实充
满了讽刺意味。
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大选的最终结果得到证实。在远东和偏远地区，普京的支持率最高大多在百分之六七十，如远东的楚克奇州达到76%，车臣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9.75%。然而在原本号称“普京票仓”的莫斯科，却降到了可怜的46.95%，远低于63.6%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如果考虑到莫斯科投票率只有49.12%，对普京的实际支持比例可能更低。在号称俄罗斯头号学府莫斯科大学的投票排行榜中，普京竟然位居最后一名――87票，比日里诺夫斯基还要低。而第一名则是本次大选中的最大黑马、年仅46岁的新贵普罗霍洛夫。虽然反对普京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是大体可以归结为几点。
“普京有可能成为民主进程的阻力。”普京由代理总统起家，曾任两届总统，一届总理，如果加上2012-2024年的两任总统，等于他实际掌权的时间将长达24年。这样长的掌权时间在俄罗斯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斯大林。被斯大林体制吓怕的俄罗斯人，正走在“告别共产主义，渐入民主国家”的道路上，深恐自己的国家重回铁幕时代。他们认为，为防止国家再度集权化，应该让更多有新思维的新面孔管理国家，因此他们强烈呼吁施行政治改革。
“‘普京系’当权无法彻底改革。”普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整个“普京系”在战斗。他们中既有来自普京家乡的“彼得堡系”，也有来自普京曾经任职的“克格勃系”。这些人现在大多身居要职，而且早已被普京安排进未来的政府中。此外，由联邦安全局以及军队组成的强力机构将其人员安插到70%的要害部门。要进行改革，势必会影响到这张大网的利益。而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既无法推动经济发展、强国富民，也必将使普京面临来自国内外更多的压力。
近年来，俄罗斯新兴中产及专业人士移民外国的人数极多，显示出这些人对现状的失望。俄罗斯政治技巧研究中心主任马卡连柯告诉记者，普京100%会赢得大选，但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让人民重拾对他的信任。如今，中产阶级的失望和反对已成了普京政权的最大挑战之一。
“油气经济短期难以转型。”发展经济是普京的短板。普京是个幸运的人，国际油价帮了他的大忙。有分析人士指出，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与油价的高低起伏竟然高度吻合。然而普京的好运气似乎快到头了，“因为油价不可能再次翻番”。目前，布伦特原油价格为每桶125美元左右，“如果油价跌至每桶80美元以下，俄罗斯现有体制将受到致命打击”。普京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竞选总统前夕发表的七篇文章中，就有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文章提出，要发展创新型的多元经济，摆脱对油气经济的依赖性。思路是好的，但问题是如何做？梅德韦杰夫虽然多次倡导创新经济，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俄罗斯国内贪污腐败严重，人们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风不减，投资环境较差，人工成本极高，如何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而如果仅凭一己之力，谈何容易？
大选结束的第二天，莫斯科街头再次飘起了雪花。记者开车经过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和普希金广场，虽然早已夜色深沉，但是仍有数千人走上街头参加“为了诚实的选举”的示威游行。他们中诚然有花钱雇来的“五毛党”，但是那些衣着光鲜、不畏军警动粗的人，绝不可能是为了500卢布（约合人民币100元）而站在零下15度街头的人，他们是真正关心俄罗斯国家命运的人。虽然他们的声音有限，不过他们的出现，已让当局无法忽视。悬挂在拉乌什卡雅沿河街写字楼屋顶上的“普京，下课！”的巨型横幅，时刻提醒着一河之隔的未来的克里姆林宫主人：与63%的支持者并存的还有37%的非支持者，而两者之和才是俄罗斯人民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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