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钱钟书眼中的杨绛 演讲稿

钱钟书眼中的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她就是杨绛。

杨家是无锡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而杨绛也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一直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便是钱钟书。两人初见，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98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篇二：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

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

作者：李彬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年第07期

杨绛先生的散文向来得到很高的评价：“严谨的写实作风使她的散文浑然本色，亲切可感；对道德尊严的执着追求使她的散文充满了人格的感召力；有距离的审美观照、美丑善恶互现手法形成其散文清雅隽永、豁达冲淡的艺术风格；理性与感性紧密交融的语言使其散文既富理趣又颇具小说神韵。”《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在选入中学课本后，引起界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关注焦点是大家公认的作品文眼：“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为什么杨绛先生每当想起老王，总是心生“愧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存在之前，部分意义已经存在，在文本结束的时候，意义仍然在继续延伸，读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使人思想发育、灵魂苏醒，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精神大厦。就作品本身而言，笔者认为，理解《老王》中的“愧怍”，不能离开老王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想想文革中的“侮辱与被侮辱者”“损害与被损害者”，以及他们对待那段写满侮辱与损害的历史的态度，弄清老王不幸的深层原因（或者说生存环境），也许更容易把握“愧怍”的真正内涵。我们不妨从三重关系入手，探索老王的“不幸”与杨绛先生的“愧怍”。

一.“我”和老王——经济关照与心灵相隔

文章开篇就交代了“我”和老王的关系：“我”是坐车的，老王是拉车的，“坐”和“蹬”是不平等的，我们是主雇关系。一个“常”字交代了“我”照顾老王的生意，这也是老王对“我”感激不尽的原因之一。不同阶层的人认识基点存在差异，情感交流必然存在“隔”的状态，所以“我”和老王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无话找话的“说着闲话”。老王也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珍惜”：“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帮助与钱无关。尽管有些时候“拿钱”，但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这里的两个“赶忙”含义不同。老王是知道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不愿接受的。杨绛并没有理解老王的心情，“免得托人捎了”，则强调非给钱不可。出于一种自然反应，面对“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老王，杨绛“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物两讫。老王知道自己行将就木，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病体，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弥留之际要向“我”一家做最终的告别。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或者说是拒绝），使其成为一场简单的经济交易。他

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隔膜显而易见，双方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者在文化上、心理上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一层“厚障壁”。所以，刘禹锡宣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同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不可能和没有文化的老王有什么共同语言，有过多的交往，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或亲如家人，只能“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写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并非《老王》一篇，诸如《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等几篇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杨绛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与怜悯又是居高临下的”。

二.老王和其他车夫们——同行却不同道

老王的生存面临三大困难。职业危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孤独——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了。身体残缺——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和同行比，同是底层的老王显得孤单无助，处境艰难：同行们有“组织”，有亲人，有健康的身体，能看透主顾趁机弄点实惠；老王只有真诚和善良以及做人的准则。

老王一只眼是“田螺眼”，瞎的。瞎眼不但让他没了乘客，而且招致了别人的诋毁——“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这句话所有的根据都来自恶意的臆测：“大约”——乱猜疑，“什么恶病”——瞎估计。老王除了要忍受独眼、独身、独户的不幸之外，还要忍受“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老王的“田螺眼”竟然成为看客嘲笑的把柄，茶余饭后的谈资，人心如此阴森！我们往往习惯地认为像老王这样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习惯地相信好人终有好报，杨绛先生以尖利的笔尖刺破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直指生活的疼痛和人性的黑暗，以老王身体、精神的双重不幸促人怵惕，催人反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孔子、太史公以来一直提倡并恪守的写实作风，杨绛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坚定地实践着这一文学主张：“不虚美，不隐恶”，原原本本，据实写来。因此，老王的不幸，是一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受难的缩影，是时代的悲剧。

面对老王的死，老李的口气冷漠得如同鲁迅《祝福》中短工对祥林嫂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隔膜的不仅仅是杨绛一个人，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隔膜，虽然这两类隔膜的意义可能不同。老李不仅是老王的“同院”，而且还代他传话给作者，大概是关系较为亲近的了，老李对他竟然如此态度，其他同行就更可想而知。“埋在什么沟里”？作者对此，无意多问，也无需多问。“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这在一般看客的眼里，就像打探他的“田螺眼”一样，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人性里这里可怕的“旁观”，让我们生活在冷漠里，这只能令人更加痛心和叹息。同是底层人，与鲁迅《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对老妇人的态度大相径庭。

篇三：有关杨绛的文章整理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翻译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1911年出生，她是著名翻译家，代表译作有西班牙文学经典《堂吉诃德》；也是著名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著有《称心如意》《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更是一位德高、学厚、情真的知识分子。

丈夫钱锺书，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1998年过世；女儿钱瑗（原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1997年过世。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

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

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外圆内方的才女

“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

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啊唷，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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