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三条重要经验探微 本文关键词：马克思，中国化，政治经济学，三条，经验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三条重要经验探微 本文简介：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总结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坚持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三条重要经验探微 本文内容：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总结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坚持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等，是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重要经验; 研究对象; 理论创新主体; 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总结7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囿于篇幅，本文拟对其中的三条重要经验作些探讨。
一、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核心要素，亦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倾向从生产力视角研究生产关系，并对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其基本原理进行了精要阐明，这些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绝对迷信，继而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探索。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毛泽东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互相联结、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要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角度加以剖析，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界与研究范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研判和科学把握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突破性的发展。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有生产力规定和历史条件作为支撑的，而现实中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因此，提出要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层面上来审视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生产力标准居于首位，发挥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这无疑彰显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原则和标准在新的时空境遇下的丰富和发展。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呈现的总体性与阶段性特征，正视我国生产力欠发达的客观事实，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他精辟指出科学技术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P67）。这一创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细化、精炼与提纯。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述着眼于生产力的动态变化，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渐进式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强调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旨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种经济关系愈发复杂多变，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实践相嵌合，深度提炼和归纳一系列的宝贵经验与规律性成果，进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精髓不仅丰富和拓宽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阈，而且为引领“强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正确指南。一是习近平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当前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2]（P121）。二是首次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P4）的重大论断，并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4]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提升至一个更高的水平，即生产力的内涵拓展为三个层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的重大原则，其中，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原则占据首要地位，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观念。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理依循，致力于建立起植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且蕴含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理论体系。因此，坚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规律解释力的必然要求。
二、坚持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践，开创了党的领袖、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共同推进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良好局面。
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论述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农轻重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先河。其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并进行了一系列深邃的谈话和批注，包括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发展、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不懈探索。邓小平开创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世具有破题之功。江泽民进一步创新了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理论，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胡锦涛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战略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阈。与此同时，理论工作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形成了不少有新意、有分量、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另外，通过理论界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时期，人民群众所开展的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实践活动，为领袖与学者的理论创新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积累。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的实践、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都是在顶层设计和基层互动中不断形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科学论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他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指出完善这一理论体系必须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指明了前进方向。理论工作者也纷纷献言献策，对“新发展理念”的实质及其内在逻辑、如何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深度解读，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素材支撑。如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路径，洪银兴提出，不仅应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还应注重体制机制完善。[5]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经济建设当中，如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就人情扶贫、关系扶贫等不公正现象提出合理建议，促使党中央不断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精准扶贫理论。
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不是领袖个人的思想，也不是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合起来的思想，而是三者良性互动的结果。其中，领袖是主要创立者，善于总结各方经验并上升至国家理论层面，从而指导实践；广大理论工作者是主要力量，善于以独特的视角思考、透彻研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发挥着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积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在实践中积累的丰硕经验是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缺一不可。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回溯历史，我国始终秉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围绕这一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苏联模式及其经济思想为借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经济思想，例如，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观点，逐步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必须承认，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较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发生过一些曲折和错误，但这些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之策提供了重要线索。上述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都极富时代精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等，彰显了时代精神与时代价值。党的十六大以后，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其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提炼了新的思路。上述经济学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结合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以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导向，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比如，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等。这些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性继承与突破性发展。
综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新中国、新时期和新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把握时代的性质和演变趋势的前提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荡和促进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成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4]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人民日报, 2014-07-3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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