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自然哲学视角反思人与自然之和谐之道 本文关键词：康德，之道，人与自然，视角，反思
康德自然哲学视角反思人与自然之和谐之道 本文简介：摘要：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内在价值”和“人对动物无义务”常遭误解批判,并被视为造成当今生态困境之恶源。但“人为自然立法”不过是康德论证知识何以可能而进行的设定,“内在价值”
康德自然哲学视角反思人与自然之和谐之道 本文内容：
摘 要：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内在价值”和“人对动物无义务”常遭误解批判, 并被视为造成当今生态困境之恶源。但“人为自然立法”不过是康德论证知识何以可能而进行的设定, “内在价值”只是对人何以必须被当作目的本身对待, 并藉此成为自由的道德自律主体的逻辑规定, 而“人对动物无义务”的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康德主张人无需善待动物。而且, 康德借助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阐发了自然的道德价值, 论证了人何以具有道德能力。这恰恰可作为人保护自然的理由和依据, 并可为沉溺于论证非人类生物具有内在价值, 但因此陷入困境的环境伦理学带来启示, 对我们省思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康德; 自然哲学; 人类; 自然; 内在价值;
Abstract： Kant's " human create laws for nature ", " intrinsic value” and " man has no obligation to animals " are often criticized by ecological theorists, and regarded as the evil source of current ecological predicament. In fact, " man-made natural legislation " is only a hypothesis made by Kant to demonstrate how knowledge is possible, " intrinsic value” is only a logical stipulation of why a person must be treated as an end in itself and thus become a subject of free 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man has no obligation to animals does not mean that Kant maintains that man does not need to be kind to animals.Moreover, Kant elucidated the moral value of nature and demonstrated why mankind have moral ability by means of aesthetic judgment and teleological judgment. This can be used as reason and basis for man to protect nature, and can bring enlightenment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which had got into trouble just because of its indulge in demonstrating intrinsic value of non-human beings, and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way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 Kant; natural philosophy; mankind; nature; intrinsic value;
在众多反思生态危机根源的着述中，康德常和笛卡尔一道，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的“人为自然立法”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被认为代表和象征了一种赤裸裸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思想过分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致使人类对自然进行了不计后果的征服与破坏。另外，康德将人视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性也即“内在价值”的存在物，认为“人类的行为，不管是针对他自身还是针对其他理性存在物，他或他们必须同时被当做目的。相反，一个物不以其自身为目的，就没有内在价值，只是充当外在价值。”[1]康德这一“只有理性存在物拥有内在价值，非理性存在物只是满足前者需要的手段”的主张被认为过于“大言不惭”。此外，康德声称动物因不具备主体资格，故不是人们直接的义务对象。这一观点被认为不利于在人和动物之间建立平等的道德主体关系，并可助长人对动物的虐待和滥用。在动物权利论者、生态伦理学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还有种种对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进行批评的后现代主义者眼中，康德的思想鼓舞了将非人类自然视为人的手段的傲慢态度，导致了现代技术社会对自然的灭绝性摧毁。故而，在如何处理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康德主义是最没有前途和不给人希望的。”[2]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的，其理论指向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吗?康德认为人对动物没有直接义务，又是否会必然造成人对动物的伤害?在康德哲学中，不赋予动物等非人类生物以“内在价值”和道德主体资格，又能否找到人类保护自然的理由，并为深陷困境的环境伦理学找到解决的突破口?本文拟通过对康德的自然哲学作一探求，为反思人与自然之和谐之道提供借鉴。
一、人何以为自然立法?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其哲学着述中最为特殊和重大的巨着。其意义诚如斯密所言:“《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史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着作”[3]。而之所以被认为是转折点，是因为康德在这部着作中对长期困扰哲学家尤其是使经验论和唯理论者陷入激烈争论的“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难题，给出了独具匠心的答案。也正是在他的回答中，康德以倒转乾坤的勇气，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为自然立法”，但也不幸遭致环境伦理界的广泛批评。似乎人为自然立法不仅表明康德严重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而且流露出人是自然之主人的狂妄自大，故对当今之生态危机难辞其咎。
但这种指责成立吗?实事求是地讲，康德并非是在实践的意义上，也即人在现实中如何改造自然去谈为自然立法的。毋宁说，它是指向认识论层面的。从根本上说，则是源于对休谟挑战的回应。众所皆知，休谟以一种极端经验论的态度推翻了人们对因果性的信念。在他看来，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所看到的似乎能用因果性很好地给予解释和说明的东西，比如“太阳晒，石头热”现象，只不过属于习惯性的联想，因而并不足以为知识之普遍必然性提供合法性证明。康德正是基于此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之主张。在他看来，不是让观念符合对象 (自然界为人立法) ，而是要反过来让对象符合我们的观念 (人为自然界立法) 。据此，人类的知识大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也就意味着人要用一套东西去规范自然界，将其装入我们为其编制的网中，从而获得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并建立起科学知识体系。具言之，人是这样为自然立法的:当物自体经由对象刺激人的感官时，人的感性直观能力便开始活动，形成对外物的表象，并借助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先天直观形式对表象进行整理，形成感性经验。继而，知性能力用先天具有的概念范畴对感性经验加以综合以形成科学知识。由于对象是物自体借助经验表象呈现的，知性范畴是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而得到了保证。故而，“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理智的 (先天) 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4]不难看出，康德所指称的人为自然立法并非是要蛊惑人在实践中对自然为所欲为或是征服奴役，而只是从认识论层面指出了人在认识和把握自然这个客体时的主体能动性。因此，与环境伦理学家们所谓的“生态破坏”解读风马牛不相及。
二、人何以对动物有义务?
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人应如何对待动物这一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统治动物天经地义，因为“动物只能使用身体，只服从本能，所以比拥有灵魂和理智的人类低贱，应该受人类统治。”[5]阿奎那主张除人之外的生物都是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博爱并不涉及动物，人可以随意使用和对待它们。“有人宰杀不能说话的动物是有罪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要受到驳斥;因为根据神圣的旨意，这些动物在自然秩序中是有意给人使用的。因此，人们利用动物———或者杀死人们，或者任意处置它们———没有过错。”[6]笛卡尔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语言和理性，动物则因缺乏这两种能力而如同按部就班的机器。既如此，人便可随意折磨或杀害动物而无需有负罪感。洛克则认为毫无必要地伤害动物在道德上是一种错误。他注意到小孩子总是乐于折磨落入他们手中的小动物如小鸟、蝴蝶等。对此他不无担心地指出:“折磨和杀死野兽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将使孩子们的心灵在成长的过程中变得冷酷;那些喜欢看到低等动物遭受痛苦和毁灭的人将不会对他们自己的同类产生怜悯或宽厚的情感。”[7]81-82鉴于残忍对待弱小动物可能会使其变得对他人 (物) 的痛苦漠不关心，洛克强烈主张在对待动物问题上，儿童应受到“完全相反的教育”[7]81-82。
康德对人与动物也多有关注。虽然他明确指出只有人和有理性的存在物才拥有内在价值，无理性的存在物比如动物只有使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德支持对动物的虐待。事实上，康德主张对动物的使用应受到道德制约，如不能让动物超出能力负荷而过度劳动。他还主张，为了人类的目的譬如获取食物而杀死动物是被允许的。但在这样做时，速度要快以尽可能减少动物的痛苦。而为了狩猎、游戏或别的意图杀死动物在道德上则是错误的。此外，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除非意义重大，否则便不合情理。而仅仅为了观察其反应而激怒动物的行径，在道德上令人憎恶。在《对动物和神灵的责任》中，康德更是详细阐述了人对动物应持有何种义务，以及人应该如何对待动物。在他看来，由于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并且仅仅是作为其直接服务的目的也即人的手段，因此人对动物并无直接的责任或义务。如当某人踢了他人的狗时，应向后者道歉甚至进行赔偿。但这只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因为狗可被视为其主人的私有财产，因而踢狗的行为等于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但康德同时指出，这并不等于说人可以随意对待动物或是虐待它们。相反，人应对其善待，因为这有助于在人心中唤起人性的良知。譬如，当一条尽职的狗因年迈而无法继续为主人服务时，主人应带着感激之情将其照顾终老。这种责任义不容辞，它有利于支持“我们对于人类的责任”。而倘若主人因狗没有能力继续为他服务而将其杀掉，我们也不能说他对狗没有尽到责任，但却可以说他的做法非常不人道，因为杀狗的行为对于发展其人性———“他表达对于人类的责任”是非常有害的。所以，人对动物的责任归根结底只是基于对人类所衍生出来的间接责任。也正是基于此，康德主张人必须学会对动物友善。在他看来，一个对动物残忍的人在处理其人际关系时，势必会对他人施以残忍。而当人们“倍加温柔地对待不会说话的动物”时，这种感情“会培育出对人类的人性感情”。所以，当无缘无故地伤害非人类生物时，人们应感到内疚，这种内疚感“对一个有人性的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的情感”[8]。
三、人何以要保护自然?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说明人类为什么会越来越趋向于道德，以打破横亘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间的断裂与鸿沟，夯实和稳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大厦。而恰恰就是在他的这种尝试中，我们能够发现人保护自然的道德根据所在。
康德将人的鉴赏力也就是判断力，区分为了审美的判断力和目的论的判断力。审美判断力作为人的一种反思性能力，是指个体从外在的对象反思到自身的原则，并尝试为其寻求先天的普遍性。比如当一个人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去看一朵玫瑰时，花的颜色、形态、芬芳会调动起其感官，使之产生愉悦和美的感受，觉得玫瑰花是美的。在此过程中，人的直观能力、想象力、知性能力、理性能力等，在欣赏玫瑰花时能彼此适合，达到一种无拘无束的协调游戏状态。这在康德看来，即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体现，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除能够带来美感外，大自然还能够激起人的崇高感。例如在数学的崇高中，当面对自然在量上的无限，如高耸的金字塔、满天的繁星和望不到边际的沙漠时，人通常会产生强烈的震撼和渺小感，甚至会有痛苦感。因为他深知在广袤无垠、深不可测的自然面前，自身的存在实在是太有限了。另一方面，自然在力学上的崇高会引发深深的敬畏感。如狂风的怒吼、暴雨的倾泻、闪电的颤栗、大海的翻滚等，都会让我们在恐惧于大自然所具有的盲目力量的同时，激起对它的敬畏。在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借助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批评与反思，阐发了自然目的论思想。机械论的自然观将自然视为无生命、无活力、无目的的巨型机器，在近代尤为流行。不过，也有学者如莱布尼兹、谢林等对其提出质疑，并用有机论自然观与之相对抗。康德亦持此种立场。在他眼中，大自然中的一切有机体都有着某种内在的合目的性。以鸟为例，鸟的自然天性是在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是其身体结构组成部分所致。比如为了飞翔，鸟的羽毛必须非常蓬松以包含足够多的空气，骨头中空有助于减轻重量。而之所以要在天空飞翔，则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这样来看的话，就有一个内在的目的论包含其中，而这用机械论自然观是很难解释通的。在此基础上，康德探讨了作为目的论系统的自然之最终目的这一问题，也即整个的自然界有没有内在的目的?换言之，从最初的单细胞出现，到最终的人的产生，大自然这种看似无意识和盲目进化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内在目的?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自然进化的链条之所以会延续，就是为了使人类这一物种产生。而作为自然界中最高级的存在者，人类较之其他物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有文化、理性和道德。“只有文化才可以是我们有理由考虑到人类而归之于自然的最后目的。”[9]220这就是说，自然进化之终极目的———让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其实是为了人自身的道德，是要让人成为有道德的物种。“没有这个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9]223
康德在阐述自然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挖掘了自然的情感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在他看来，一个人对大自然持有的无功利态度，会在其内心激起独特的审美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是只看到自然之实用价值的人无法理解的。因为自然的美在功利的视野中，注定没有丝毫的地位和价值。而对自然之美怀有兴趣的人，必定有着一颗高贵善良的心灵。“对自然的美怀有一种直接的兴趣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善良灵魂的特征。”[9]141而且，大自然在数学和力学上的崇高在给人带来美感的同时，也会唤起人的道德力量，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火山、飓风等自然现象固然会使我们感到恐惧，“当观看高耸入云的山脉，深不可测的深渊和低下汹涌着的激流，阴霾沉沉、勾起人抑郁沉思的荒野等等时，一种近乎惊恐的诧异，恐惧与神圣的战栗就会攫住观看者”[9]83。但“只要我们处于安全地带，那么这些景象越是可怕，就只会越是吸引人;而我们愿意把这些对象称之为崇高，因为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9]77。康德认为，自然带来的美的震撼，会在我们心中唤起非自然也即道德的力量，并能够把“所操心的东西 (财产、健康和生命) 看作渺小的”[9]77。这意味着，比之自然所唤起的崇高，我们平生所看重的物资财富、生命和健康等，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了。而这无疑会大大激发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与敬重，并努力远离甚至摒弃对物质财富欲望的追求。最后，既然大自然进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产生人类这一有道德的物种，那我们就应积极担当起这一使命，成就我们的人性，提升我们的德性。“自然的目的也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让那些更多属于我们身上的动物性而与我们更高使命的教养极端对立的爱好 (对享受的爱好) 的粗野性和狂暴性越来越多地败北，而为人性的发展扫清道路。”[9]221而唯有在成就人性和提升德性的过程中，人才能真正作为人生存于世。这一过程必然包含对非人类物种的善待而不是戕害，对自然和谐的热爱而不是破坏，这是作为道德自律的主体应尽的环境责任和义务。
四、康德自然哲学的环境伦理学启示
作为实践哲学的一脉，环境伦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并以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持续论争为表征。环境伦理学的主潮也即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于把生态危机之解决途径聚焦于对人与自然之公平正义关系的构建上，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消解，如将人类还原为生态系统的普通一员和赋予非人类生物以“内在价值”和“道德主体”资格等，以实现自然不再被破坏的目的。如罗尔斯顿就声称，由于传统伦理学从未考虑过人类之外事物的价值，由此发展出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伦理学，并鼓励了人对自然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在赋予自然以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型塑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雷根则主张唯有“抛弃康德式的把所谓真正的人作为拥有内在价值的标志，用另一个观念取代康德的标准”[7]126，动物方能得到保护。雷根所说的另一个观念，是指“拥有生命本身即是拥有内在价值的标志”。也就是说，既然动物是“生命的主体”，则理应拥有内在价值。泰勒也试图通过剖析非人类生物自身的“好”，来证明其拥有内在价值。在他看来，所有生命个体都是有其自身“好”的存在物，这种“好”不依赖于其是否对他物有用，而是基于对它自身有利，也即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是否促进了其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如果生物个体有其自身的“好”，也就意味着它拥有了固有价值，具备了获得尊重的资格。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环境伦理学家们对人与自然之和解的强烈愿望。但问题是，那些被他们善意赋予内在价值的非人类生物，即便是拥有了学理上的道德主体资格，但在实践中又如何行使话语权，以保障其内在价值和权利的不受侵犯?而被环境伦理学家强行降格为“物”的人，又该怎样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由是观之，环境伦理学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将人贬低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偶然性存在，势必在使自身遭遇理论和现实尴尬困境的同时，招致人类的思想和行为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
而从康德的自然哲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人关爱和保护自然之依据，并为环境伦理学带来某些启示。如前所述，康德虽主张人对动物没有直接的义务和责任，但却把人如何对待动物视为衡量其人性发展程度的尺度，并认为温柔地对待动物是人性最自然和美好的情感体现。这对于那些粗暴对待动物的人而言，不啻是一贴清醒剂。另外，康德将美视为道德之象征，认为对自然的无功利审美会使我们超越过分看重自然之实用价值的狭隘短视心理。而对自然在数学与力学上的崇高之敬重感与敬畏感，则会让我们把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抛之脑后。更值得深思的是，康德颇具深意地指出大自然看似盲目和无意识进化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其内在的终极目的———将人置于进化链的顶端，使之成为有道德能力的物种，担负起厚德载物的重任。而唯有在成全万物的过程中，人才能成为真正有德性之人。这一注重从提升人性出发，而非徒劳地寻求自然之内在价值的思维旨趣，全然不同于环境伦理学。沿着康德的思路，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不赋予自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找到善待它的理由。因为人之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质，恰恰就在于人有道德能力，能够主动承担起道德义务。这是一种开放性的精神，它不仅指向同类，也指向异类。“开放精神所具有的态度是什么?如果只是拥抱全人类，那我们并未走得太远，我们几乎还走得不够远，因为这种爱可以广及动物、植物和全部自然。”[10]它是人之为人的证成，是人发扬其人性和完善其道德的必由之路。中国先哲阳明先生也曾说过:“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于瓦石而为一体也。”[11]这即是说，个体唯有从生活点滴出发，积极向善，努力与天地万物同体，方能达至“大人”“圣人”之境界。应该说，康德所关注的也正是人的这一道德潜能。故此，我们真正应做的，绝不是下放人的主体地位，贬低人的主体资格，让渡人的内在价值，而是要反其道而行———勇敢地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尤其是要弘扬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因为唯有人才能担负起呵护自然之道德责任，实现自然解放之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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