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者的影响 本文关键词：资本论，论者，马克思主义，美学，影响
《资本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者的影响 本文简介：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者几乎无人不读《资本论》。《资本论》意义远远溢出政治经济学范围,对它可以作哲学研读,可以作文学研读,也可以作伦理学研读,因而更可以而且理应从艺术和美学视角作专门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西马;美学;中国语境; Abstract： FewwesternMarxi
《资本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者的影响 本文内容：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者几乎无人不读《资本论》。《资本论》意义远远溢出政治经济学范围,对它可以作哲学研读,可以作文学研读,也可以作伦理学研读,因而更可以而且理应从艺术和美学视角作专门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论; 西马; 美学; 中国语境;
Abstract： Few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ians do not read Das Kapital. The meaning of Das Kapital is far beyond the scope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can be used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literary study and ethical study. Therefore, it can and should be specially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d aesthetics.
Keyword： Marx; Das Kapital; Western Marxism; esthetics; Chinese context;
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马美学”(或“西马文论”)源源不断译介引进中国学界,迄今已持续半个世纪。“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赖希、梅洛-庞蒂、萨特、阿尔都塞、杰姆逊……这一长串的闪光的名字影响了中西学界几十年,他们都跟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关,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简称‘西马’。”虽然中国学界不乏质疑“西马”的声音,认为其理论资源主要限于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但是一般通识则不仅承认它是“西方文论之一种”,而且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资源之一种”;研究“西马”理应洋为中用,而关键则是要“深入化、具体化”1。笔者认为我国理论界研究“西马”美学的一个薄弱环节是较少关注其中《资本论》的思想资源。本文因以略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各种相互差异的指谓,一般认为它涉及一个西方作者群体,也有论者以它指谓“在西方的非苏联的或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3本文“西马美学”指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学者。
一、苏联学者与卢卡奇美学的“发现”
20世纪20年代,苏联学者M.里弗希兹在其《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经济学着作中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实际上都带有美学性质”2。1984年苏联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了学者R.维日列夫的《哲学知识体系中的美学》。该书对《资本论》范畴体系中的美学问题研究采取了“一种新的、很有前途”的方法。其中指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不是从专门的美学着作中阐明的,只有全面、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一系列着作,特别是《资本论》和它初期的各种准备性着作,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实质。”其结论部分又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研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经济和哲学术语来表达美学原理,为真正的科学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把美学问题提到严格的哲学知识体系应有的位置上。”3
匈牙利学者乔治·卢卡奇(1885-1971)在访问苏联时期曾与M.里弗希兹在莫斯科同事过。卢卡奇被公认为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卢卡奇最初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核心范畴是“物化”(异化),这个范畴显然来自《资本论》4。该书写道:“资产阶级赋予个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在同时,这个个人却被他所隶属的经济条件所扼杀了,被商品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物化所毁灭了。”这个关于“物化”的主题论点所据是引用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的分析:“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卢卡奇评论曰:“人自身的活动……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东西。”该书关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两者都陷落于“物化”人格的论述,所据也是《资本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是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现实。”该书因此以“物化结构”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病灶:“当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们意识中。”[2]70-1051930年卢卡奇在莫斯科参加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工作,有机会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他长期从事的美学研究有了转折。然而“西马”学者对其最早着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高度评价是与其中对《巴黎手稿》的“天才”洞察力联系在一起的:“必须记住,1923年出版的该书中有关的论述,尤其是关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分析,是在人们还不知道马克思有关异化问题的着作的时候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才付印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1939-1941年出版)卢卡奇的作品是从当时能了解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出发而得出的天才的推论,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理论洞察力,我们不能否认卢卡奇在为理论界揭示和引进马克思思想体系时所做出的,至今尚未被人们很好了解的那些功绩。”[3]72正是这位《巴黎手稿》最初阐释者的卢卡奇,后来也首次强调了《资本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键性意义:
谁若能以真正用心的态度通读并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着作,他会发现:从包罗万象的整体观点来看,马克思的一些意见比那些毕生从事美学研究的反资本主义浪漫派的着作更深入地进入了问题的本质。[4]281
卢卡奇晚年撰写了以马克思“劳动”观为方法的卷帙厚重的《审美特性》,从而实践了他当初读《资本论》的夙愿。如果说此后的“西马”美学论者几乎无人不读《资本论》,那么卢卡奇作为“西马”美学第一人的上述论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5
米哈依尔·巴赫金(1895-1975)是出生稍晚于卢卡奇的苏联学者,他在《拉伯雷研究》中认为,拉伯雷小说代表了西方文学史上“诙谐怪诞”风格的高峰,而《资本论》叙事风格无疑也包含着“诙谐”“怪诞”等要素。其中提出着名的“民间节日狂欢”论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觉批判:“在资产阶级文化条件下,节日活动只能被抑制和歪曲”;其中描述的以“狂欢”为特征的“乌托邦世界之路”也是通向“一个平等和自由的王国”。后者来自《资本论》的“自由王国”思想。尤其重要的是,拉伯雷小说的所有叙事特征都蕴含着赞美“劳动”和歌颂劳动者群体的世界观倾向。例如关于狂欢节中的宴席:“无论是劳动,还是食物,都是集体性的,全部社会都参加的。这种集体性的会餐,作为集体劳动过程的结束,不是动物生物性的活动,而是人的社会性活动。假如我们把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束的会餐同劳动分离开来,把饮食理解成个别生活现象,那么从人与世界相遇的形象中,从体验世界的形象中,从张开大嘴的形象中,从食物同语言和欢愉的真理的联系中,就什么也不会留存下来。”“在劳动人民这一系列形象中,筵席形象含有重要意义,它们与生、死、斗争、胜利、喜庆、更新的本质相联系。”“筵席总是为庆祝胜利而举行,这是它的本质属性。……胜利了的肉体把被征服了的自然界吸收到自己身上来,从而获得新生。”[5]117-429巴赫金还强调拉伯雷文学的独特性在于突出描写“物质—肉体下部形象”,“整个拉伯雷世界,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急速向下,集中到地面下部和人体下部去了。”并高度评赞其独特视域的重大意义,因为“真正的财富和富裕不在顶端,不在中区,而仅仅在下部”。这个评赞未必没有受到《资本论》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社会基础的分析方法的启发。
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与卢卡奇可谓同龄人,他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前言中称《资本论》为“伟大的创作”:马克思创造了将感情和理性“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最高超的艺术”;“经济理论冰冷的事实,在马克思的文章中用大量热气腾腾的言辞表达出来,以致得到的不是它自己自然具有的热度。”[6]42-47在其另一本《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中,他列叙了十余位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首位是马克思。据该书前言,熊彼特另撰有《〈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与经济学》论文,后者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而作。[7]1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在《资本论》中读出了“最高超的艺术”,他的感悟和慧识堪称与卢卡奇“发现”的《资本论》殊途同归,互文足义。
二、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中的《资本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据说其成员是一群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该学派创建于1923年,于20世纪30～40年代初发展起来,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而聚集,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而着称。代表人物包括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该学派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美学界影响较大的“西马”学派。下面是基于美学视域对诸代表人物着述中《资本论》因素的考察,按出生年序略述之。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的诸多作品甚至书名都有读《资本论》的鲜明痕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多有与《资本论》“商品”相关意象的比喻。例如作者把自己的居所比喻为艺术的避难所,其中主人承担的是西西弗斯的特殊任务:“这就是通过占有商品而剥掉它们的商品性格。”他把波德莱尔诗歌意象特质概括为“惊颤”,其魅力与“商品”等相关:“辩证法的意象也就是梦的意象。商品明确地提供了这样的意象。”他还把雇佣工人比喻为古老传说中的“该隐”和现代“赌徒”:因为“这种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此外不拥有任何商品。”而“工人在机器旁的震颤动作很像赌博中掷骰子的动作。两者都同样缺乏一种实质性内容。”他又把十九世纪欧洲城市出现的“大众”比喻为商品市场中的“顾客”,“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依赖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过往者在大众中的震惊经验和工人在机器旁的经验是一致的。”[8]148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一着名论着中,本雅明指出:“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9]87而通过摄像机镜头表演的电影演员,其面对的观众乃是“市场的买主”[9]107,因此“机械复制艺术”中潜在着实质的商品买卖关系:“艺术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关系。”[9]114这些评断显然发挥了《资本论》关于“现代机器工业”与“古典手工业”的分析方法。足以印证的是《讲故事的人》中对古典手工业背景的描述和强调:“讲故事的人有赖于手工技艺的氛围。……透明的薄漆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层层相叠,最准确地描绘出由不同的人复述层层相叠而构成的那种完美的叙述。”[10]300“讲故事”这门艺术之所以日薄西山,是因为“古典手工艺的经验贬值了”。[10]291这种贬值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征候:“它作为历史的世俗生产力的伴随物,逐渐把叙事能力逐出日常语言的王国。”[10]294本雅明另一篇专题论文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其标题中的“生产”直接标志了《资本论》式的思想方法:“作家总是处于一个时代的生产关系中。”[11]150其中对文字媒体特性的分析是:“在西欧,报纸并不是作家手中有效的生产手段,报纸还属于资本。就技术层面而言,报纸一方面是作家最重要的阵地,另一方面这块阵地却又掌握在对手的手中,因此作家判断事物的能力要在其社会局限性、技术手段及其政治使命等方面,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这是毫不奇怪的。”[11]154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被认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全方位的批判理论。在与阿多诺合着的《启蒙的辩证法》的“启蒙的概念”篇中,他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提出的“理性”“启蒙”等思想作了深刻反思和批判。该文的结局为:“启蒙精神为了效力于现存制度而疯狂欺骗群众。”[12]179《资本论》批判性辩证思维句式之一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3]552《启蒙的辩证法》中时见《资本论》批判特色的辩证思维句式,例如:“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欧洲文明就是这样走过来的。”[12]154“每个幸福,都是以不幸为代价的。”[12]157“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生产系统借以调整身体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工具越复杂和精密,人身体能得到的经历体会就越贫乏。”[12]174其中具有独创性的一段结合荷马史诗“劳动”场景的分析写道:“奥德修斯的思想上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艺术享受与手工劳动在古代就分离开来了。史诗已经包含了正确的理论。艺术品变成了指挥准确关系的劳动,而且指挥的劳动和被指挥的劳动,二者成了不可抗拒的强制性的社会支配自然界的力量。”[12]173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的中译本着述至少有《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审美之维》三种。其最富创意的是将弗洛伊德性欲“力比多”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操作原则统治下,人的身心都变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而只有当人的身心抛弃了人类有机体原先具有并追求的力比多的主-客体自由时,才会成为这样的工具。时间的分配在这一转折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上班时,人作为一种从事异化操作的工具,其生存时间只是零星的。只有业余时间对他来说才是自由的(假如正常工作和上下班需要十小时,而睡眠和吃饭这种生物需要也需要十小时,那么在一个人的大部分生活历程中,他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中只有四小时的自由时间)。”6这个分析片段显然受到《资本论》“工作日”章的启发。
艾瑞克·弗洛姆(1900-1980)是美国职业心理医生,也是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与马克思学说相结合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代表。他提出的问题在《资本论》中被称为“工业病理学”问题:“既然社会疾病是这么多人的疾病,而不是超越或脱离个人的实体得到疾病,治疗社会疾病也应该遵循同一条原则。”弗洛姆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只有在工业和政治组织上、精神和哲学方向上、性格结构和文化活动方面同时发生变革时,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只注意某一个方面的变化而忽视其他各个方面,对整个变化来说是有害的。”[14]261这一解答可谓是继承了《资本论》中大量引用的公共卫生医师报告的思路。[15]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晚年所写《美学理论》一书被认为是其“思想中的精髓”。该书核心问题是艺术与技术(technology)的关系。“技术一词所固有的对抗性不应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不仅反映审美自决,而且反映外在于艺术的生产力发展。技术是历时性的,就像它在过去某一时刻出现一样,也同样会在将来消失。”[16]59而《资本论》将古代手工业评断为“半艺术性”劳动,同时将机械时代失去“艺术性质”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13]420-708仅此可见两者关注问题的连续性。该书还注意到《资本论》关于艺术领域中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一个例证:“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五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阿多诺称《失乐园》在当时是“一件没有市场的商品”,商品经济导致了弥尔顿式的创作沦落为“社会意义上的无效劳动”;而“马克思对于生产性劳动的痛斥,为防止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功能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7在与霍克海默合着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阿多诺还将荷马史诗《奥德赛》解读为一个关于“资产阶级的原型”的文本:主人公奥德修斯旅行的目标是财产,“他的滚滚财源是建立在剥夺土着野蛮人的基础上的”;“他们已经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17]62-70
三、从葛兰西到以赛亚·柏林的《马克思传》
下面依出生年序略述法兰克福学派之外的“西马”代表人物,其国籍包括意大利的葛兰西、德国的布莱希特、法国的萨特、德里达、布尔迪尔、美国的赛义德、詹明信、英国的伊格尔顿、以赛亚·柏林等。他们都是中国美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论着中也皆有鲜明的《资本论》色彩。以赛亚·柏林虽然通常不被归于“西马”之列,然而其《卡尔·马克思传》主要论述对象是《资本论》;对于笔者而言,正好表征了《资本论》影响并不限于通常所谓或所见的“西马”视域。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其《狱中札记》中写道:“古典经济学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在我看来,这还不是可能产生的一门新的科学,或科学问题的一种新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被决定的市场’的历史特性以及它的‘自动性’的概念出发,而‘纯粹’的经济学家则把这些要素看成是‘永恒的’或‘自然的’;‘批判’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分析决定市场的力量关系,它深刻地分析它们的矛盾,估计和新的要素的出现及加强相联接的变化的可能性,并提出被批判的这门科学的‘暂时的’和‘可以被取代的’性质;它把这门科学当作生命也当作死亡来研究,并在其心脏中找到必定要瓦解它和取代它的要素,而且提出必定还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生命力的‘继承者’。”《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据《狱中日记》中译编者注释,葛兰西该段话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特别是《资本论》本身的颇为简单的知识上的。”8
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1956)戏剧革新理论的关键词是“陌生化”(又译作“间离效果”)。这个布莱希特创造的术语指谓一种技巧:“把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性格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18]62这一技巧也是与布莱希特的批判性目标内在关联:“一切前进的事物,亦即在生产劳动中导致社会改造的每一摆脱自然束缚的解放,人类按照新的方向所从事的一切改善他们的命运的尝试,不管在文学里作为成功或者失败加以描写,都赋予我们一种胜利的或者信赖的情感,带给我们对一切事物转变可能性的享受。”[19]36布莱希特“陌生化”(或“间离效果”)的德语是“Verfremdungseffekt”[9]。德国学者已有专题研究,将“Verfremdung”的来源追溯到《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异化”概念,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概念的真正渊源,以致“人们通常以为它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20]205-206“Verfremdungseffekt”译为英语则是“Estrangement effect”或“Alienation effect”。后者的核心词“alienation”亦即中文“异化”的英语词源。《资本论》英文版中使用“Estrangement”有四处,使用“alienation”则多达到十余处。后者之一为:“They alienate from him the intertllectual potentialities of the labour process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sience is incoperated in it as an independent power.”该句中译本为“劳动失去内容,……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又英文版的“The direct identity that in barter does exist between the alienation of one‘s ow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ome other man’s product.”中文本译作:“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9仅此可以推断,布莱希特戏剧革新的核心术语与《资本论》显然并非无关。
让保罗·萨特(1905-1980)的着名小说《恶心》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一个重要坐标。”萨特自述《恶心》的创作意图:“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资产阶级的。……即便我已经隐约看出我的立场的局限性,我也不可能从中脱身。说出关于存在的真理,揭穿资产阶级的谎言,这是同一回事。”这个自述与马克思“绝不用玫瑰色描写资本家”的《资本论》自述显然相通。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不可超越的哲学”,他也明确表白“我读过《资本论》”。[22]141《恶心》中主人公罗冈丹最初一次恶心是发生于无所事事在海边游荡时“打水漂的游戏”后:他从地上拣起一块小石子,却突然神志恍惚,石头从他手中落下,“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使我恶心。”这个“打水漂”游戏在黑格尔《美学》中出现过。黑格尔用这个游戏说明审美感觉的发生:小孩兴致勃勃地打水漂,怀着惊奇看到他投下的石子在水面上激起一圈圈扩散的波纹,感到这个波纹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由此产生一种满足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就是审美感。10萨特选择这个着名游戏作为主人公“恶心”感的开始,则是意在表明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孤独者”对其所处环境“物化”的批判:“我确确实实看出自己神经健全,所有这些变化只涉及物体。”“我害怕接触他它们,仿佛它们是野兽。”“我再无法忍受物体离我那么近。”[21]6主人公最强烈的恶心发生于当他听到旁人说及“人道主义”一词时:“所有标举人道主义的人都相互憎恨,还相互残杀。”[22]141这种反讽叙事的手法显然也是《资本论》频繁使用的。
雅克·德里达(1930-2004)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中强调:“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23]127他的《不合时宜的格言》一文是以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阐释文本,“这个剧作适合作为‘例子’,以印证我想说的东西,印证我认为有必要思考专有名称、历史、时代错误等问题的想法。”[24]33而莎士比亚戏剧也是《资本论》最频繁引用发挥的对象。德里达晚年造访中国时,在上海与中国学者思想家王元化就中西文化问题进行过交流。[25]并非偶然的是,王元化是中国人文学术界最早认真研读《资本论》者。[26]
皮埃尔·布尔迪厄(1930-2002)的“文化资本”等概念发挥了《资本论》核心范畴。其论点之一是强调“社会空间”的分析方法,“所有那些忙于对文学或艺术作品进行科学性研究的人,总是忽略了对这样一种社会空间的思考,即创作了这些作品及创造了其价值的那些人所处的社会空间。”[27]79社会空间的潜规则是“资本”逻辑,例如“文学场是一个文化资本相互斗争的场”;“每一个行动者的力量(资本),……取决于行动者在权力中的地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特殊资本。”[27]83布尔迪厄直白声明:这一方法“从本质上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更确切地说应归功于马克思的工作所产生的理论性效果”。[27]130
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是阿拉伯裔的美籍学者,他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而《资本论》第一卷末章标题为“现代殖民理论”。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造成了一种特别的自然与空间,一种把贫穷与富足、工业城市化和农业衰退结合在一起的不均等的发展状况。这一状况的顶峰是帝国主义。”[28]321而《资本论》对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均等”状况有详具描述。萨义德另一部着作《东方学》对马克思不无批评:“马克思有限的同情心在强大的东方学传统面前屈服了。”[29]198～202这个批评更多表征的是他研读《资本论》的独特视域11。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1934—)是当代美国着名学者,他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将马克思迄今的美学和文化现象划分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形式是某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式,而现代主义形式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市场界限、扩展了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式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的帝国主义的,跨国资本主义(Multinational capitalism)的,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式。”这一划分的逻辑依据来自《资本论》关于古典手工业过渡到机器时代的分析方法。该书对“后现代主义”主要特征的评断是:“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中。”“形象已经成为商品物化之终极形式。”[30]286他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也强调:“美学领域已经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31]162顺便一提,詹明信2012年12月在中国大陆高校访问期间曾做过以“《资本论》新解”为题的演讲12。
特里·伊格尔顿(1943-)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英国文学评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其美学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是“意识形态”。后者被分析为六个层面,即“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Text (文本)”。他对第二项的解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文学生产方式”一方面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出版、印刷和发行,它们再生产一般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因素”;但是另一方面,“文学生产者本人属于手艺人模式,他象征性地出卖他的劳动产品,给出版商以换取生活费用。”[32]456伊格尔顿这一分析的所据不仅是马克思“生产方式”的方法,而且折射并发挥了《资本论》的相关论点:“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13伊格尔顿在《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一文中还刻意强调了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与爱尔兰大饥荒背景的特殊关系,后者在《资本论》中见述于“资本积累过程”章14。
以赛亚·柏林(1909-1997) 这位英国学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着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着有《自由及其背叛》《自由论》《苏联的心灵》等。然而其第一本学术着作是1939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理论是“至今仍在永久改变人们思考与行为方式的学术力量中最强大的部分”15。该书中最推重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诉”;“是一部集经济理论、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无法归入既有类别的宣传文字于一体的独创合集”;其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自信仰时代以来的任何作品。”[33]278
四、余 说
由上所述大略可见,不仅“西马”美学论者,而且自马克思去世以来的西方美学家(或经济学家、思想家)们,几乎无人不读《资本论》。台湾一位研究者认为:20世纪“1960-70年代,欧陆左翼的重大理论议题,多以理解、诠释《资本论》为前提。”16然而迄今鲜见专门研究《资本论》美学之义的论着。路易斯·阿尔都塞《读资本论》谈到了“美学”一词,该书实际内容却基本无涉美学,正如作者告白:“我们都是哲学家。我们没有作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文学家阅读《资本论》。”17[34]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引用了巴尔扎克、奥斯汀等小说中的经济学叙事,以说明“19世纪小说中主人翁经常表现为典型的食利者,这在现代的民主和精英社会是个值得怀疑的形象”。该书作为政治经济学着作而力图效仿《资本论》的努力值得赞赏18。弗朗西斯·惠恩的《马克思〈资本论〉传》的开首,是以马克思写信请求恩格斯读巴尔扎克小说《未名的杰作》为引子,马克思这封信写于《资本论》付梓出版前。惠恩该书讨论了《资本论》富有歧义的叙事风格及其艺术魅力,其中述及数十位古今文学家,从古希腊荷马到现代托尔斯泰、卡夫卡,乃至当代作家学者马歇尔·伯曼等19。然而该书显然也谈不上是美学论着。
对于本课题而言,这一系列“涉及”文学和美学的《资本论》研究专着或专论,它们都表征了《资本论》意义远远溢出政治经济学范围,对它可以作哲学研读,如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可以作文学研读,如惠恩的《〈资本论〉传》;也可以作伦理学研读,如苏联季塔连科编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20,因而更可以而且理应从艺术和美学视角作专门研究21。“《资本论》之所以是经典,主因有二。首先,《资本论》的影响力几乎遍及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论是否同意马克思的方法论或论点,它始终是许多研究者‘影响的焦虑’的来源之一。其次,由于《资本论》的内容异常丰富,不论从哪个时代、哪个学科的角度切入,几乎都能找到对话空间,或读出前人未读出的新意。”22
笔者多年前的论文中指出:“西马美学有四个特点:其一,西马美学代表人物几乎无人不读《资本论》;其二,西马美学的思想资源并不限于通常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吸纳借鉴了主要是西方文明的各种古老或新颖的成果;其三,西马美学的创造性首先来自对各自语境中时代性问题的关切与深思;其四,西马美学家们多有将《资本论》思想方法与价值资源运用于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阐释中。然而“西马”美学也不无盲点或缺陷,其最大缺陷可谓是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与对中国语境问题和中国古典诗文的疏离。”[3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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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陆晓光．《资本论》与王元化文艺美学[J]．艺术百家，2012(3).
注释
1“2014年11月1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第五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评价成为核心主题。”（何瑞涓报道：《“西马”盛行三十余年后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再评“西马”》，载《中国艺术报》2014年12月1日，网页：http：//www.be000.com.cn）关于“西马”研究的较早论着，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关于“西马美学”的论着，参见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
2（英）希·萨·柏伦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苏绍亨、傅惟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80年，第413页。该书还引用了米·里弗希兹（M.Lifshits）《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所有‘关于智力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笼统肤浅的类比’。他嘲笑一切企图把艺术家、文学家、经济学家说成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的人，因为据说他们生产的‘不仅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所有这些企图表明‘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同书第420页）
3王祥俊《苏联学者对〈资本论〉中美学问题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关于“商品”价值的美学内涵，该文述评道：“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代表，区别它的使用价值，原则上失掉了它的美学内容，代表它的经常是‘感情上可以接受的形式。’这是寓于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结果。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而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后者就是为什么人的劳动从原则上最终不能失掉美学的组成部分的理由了。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美学术语，是用作同义词，例如，在分析交换价值时，马克思写道：‘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那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原理都是通过一般哲学问题表达的，通过直接对‘劳动’、‘人’到‘价值’范畴的分析进行的。因此，马克思分析一般哲学问题的结论就成了美学的方法论基础。”关于“异化”劳动，该文述评道：“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论述了‘劳动’范畴的本质；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论述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使人成为具有各种结果的劳动力。在这些篇章以及第五、六篇里，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家借助延长劳动日、利用女工、童工、扩大机器生产，增加劳动强度，系统地强化对劳动力的剥削。指出这些做法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不仅逐渐导致工人健康恶化，而且也使人的生活活动变得空虚起来。马克思列举大量贫困、愚昧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工人，从而引出规律性的东西，即表现在新的价值的生产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自然，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过程开始失掉了具有全部美学能力的创造精神。”但是在20世纪1977年出版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A·齐斯着，彭吉象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室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虽然有所引用《巴黎书稿》，却几乎完全未涉《资本论》。这或许可以表明，苏联在美学研究中重视《资本论》的意识也产生较晚。
4卢卡奇之所以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主要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以德文出版）。“卢卡奇自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异化问题是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他当作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的核心来加以论述。”（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页）“卢卡奇自己后来说，他在书中是把物化与异化当作同义词使用的。”（同书第75页）
5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把在《1844年手稿》中起决定作用并在《资本论》中仍然暗暗诱使人们返回历史主义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要求归结为一种明确的无辜的阅读，这绝不是偶然的。对青年马克思来说，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人类历史及其经济、政治、美学和宗教产物的本质，无非就是要透过本质的‘具体’存在读出（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抽象’的本质。”（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文）
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0页。马尔库塞另两部着述的中译本分别为《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审美维度》（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7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马克思对弥尔顿《失乐园》的评论，见其《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1961年，第432页。
8葛兰西《狱中札记》，陈学明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该页底注还写道：“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赋予他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后一切主要的经济学着作标题或副标题。葛兰西也用‘批判经济学’一词作为《资本论》的委婉说法。”该书第114页、119页、141页也有涉及《资本论》的表述。
9“关于Verfremdungseffekt一词，我国曾有‘间情法’、‘间离效果’、‘疏离效果’、‘陌生化效果’等不同译法，本书一律从后者。”（张黎《布莱希特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10《资本论》英文版见Karl Marx,Captal Volue I,pp799、pp76,tr.Ben Fowkes,Penguin Books,First published in Pelican Books 1976,Reprinted in Peguin Classics 1990；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本，1976年，第708页、第133页。（参见杨文汉《马克思〈资本论〉中怎样使用“异化”概念》，《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1“儿童的最早冲动中就有要以这种实践活动去改变外在事物的意味。例如一个小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这种需要贯穿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黑格尔《美学》卷一，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9页）
12关于萨义德对马克思的批评，见陆晓光《萨义德〈东方学〉对马克思的“表述”》，《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2月10日。
13见《华东师范大学校报》“大夏讲坛”第116报道。
14“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五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一个自愿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1961年，第432页）
151845年秋天爱尔兰发生了马铃薯萎菌病，大约就是艾米莉·勃朗特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小说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就是“老恩肖从利物浦街上拣来的饿得奄奄一息的弃儿”。虽然当时利物浦还没有出现大批饥荒的难民，但是那里到处可见流落街头的爱尔兰移民，“这一点毫无疑问”。《呼啸山庄》着意表现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勃朗特一家也许忘记了他们的爱尔兰出身。”“像阶级社会常有的情况那样，它割断了自己声名狼藉的根。文化是劳动的后代，但是它像俄狄浦斯式的孩子，否认自己的低贱出身。”“希斯克利夫当然可以不是爱尔兰人；就算他是爱尔兰人，大饥荒的年代也有误差。但是在本文中，希斯克利夫就是爱尔兰人，年代也没有搞错。”（伊格尔顿《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载《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5-337页、第345页）
16该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对传主生平和思想最出色的、最简明扼要的阐述。”（〈第五版编者前言〉）“此书出版时他还只有30岁。……正是在该书中，他才第一次显露自己作为一名思想史家的特殊才华。”（〈前言〉）（以赛亚·柏林《卡尔·马克思》，李寅译，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页、第9页）
17万毓泽《〈资本论〉完全手册》，新北市联经出版社，2018年，第55页。该书还认为：“但1970年代晚期，随着运动的退潮及一系列历史事件，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作品的探索也逐步停滞。”（第57页）“1980年代末期，随着苏联东欧陆续发生的剧变，《资本论》当然更被当成‘历史终结’的一部分背景了。”（第59页）“但不到十年，我们又看到对《资本论》的研究重新浮上水面。我将其大致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年代中后期，可称之为‘复苏期’。”（第59页）“第二阶段则从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称之为‘高峰期’。”（第61页）
18路易·阿尔都塞、艾缔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第2页。其中谈及“美学”的一段话为：“毫无疑问，我们把在《1844年手稿》中起决定作用并在《资本论》中仍然暗暗诱使人们返回历史主义的全部意识形态的要求归结为一种明确的无辜的阅读，这绝不是偶然的。对青年马克思来说，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人类历史及其经济、政治、美学和宗教产物的本质，无非就是要透过本质的‘具体’存在读出（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抽象’的本质。”（同书第5页）
19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该书结论部分写道：“本研究的总结论是：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将潜在地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财富积累的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第590页）
20弗朗西斯·惠恩《马克思〈资本论〉传》，陈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马歇尔·伯曼（1940-2013），美国哲学家和马克思人文主义作家，执教于纽约市立大学。他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张辑、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中，讨论了歌德、马克思、波德莱尔、普希金、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关于现代性的思考。
21Α．И．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愚生、重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另有黄其才等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该书多处摘引《资本论》，如：“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第2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第23卷》）“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社会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第10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22《资本论》还曾经被改写转换为各种文艺样式，如《戏剧资本论》（阪本胜编剧，费明君译，神州国光社，1949年）、《漫画资本论》（门井文雄等着，林明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话剧《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012年3月10-11日德国“里米尼记录”剧团来华在北京首演），以及电影《来自古典意识形态的消息：马克思-爱森斯坦-资本论》（2012年3月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发起“重读《资本论》---以电影、艺术和戏剧解读马克思”系列活动，在中国首度放映德国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的长达570分钟的该影片）。
23万毓泽《〈资本论〉完全手册》自序，联经出版社2018年，第6页。“文学和政治是读《资本论》的两个最重要的切入点。”（同书第107页）
《资本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者的影响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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