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 本文关键词：管理模式，民族地区，传统，经济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 本文简介：一、基于传统民族经济文化习俗的经济管理要素（一）嵌于社会治理与精神信仰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作为经济管理的根本要旨，是维持经济关系和反映经济形态的内在纲要。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封闭的半原始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并存的朴素经济体制。一方面民族地区在多元社会治理中对经济领域的干涉是民族地区经济机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 本文内容：
一、基于传统民族经济文化习俗的经济管理要素
（一）嵌于社会治理与精神信仰的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作为经济管理的根本要旨，是维持经济关系和反映经济形态的内在纲要。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封闭的半原始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并存的朴素经济体制。一方面民族地区在多元社会治理中对经济领域的干涉是民族地区经济机制形成的关键[4]。比如：门巴族“差巴”对“堆穷”进行的阶级剥削，即是门巴族群众特定的社会治理又是门巴族聚居区“乌拉”（税务）的经济思维体现，即使早期门巴族群众经济体制以“差巴”私有为主，但是在偏僻的村庄部分土地、树木的公有延续至今。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治理中始终兼顾着对经济体制的构建，无论是解放前民族地区的剥削体制，还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5]，习惯法对民族地区经济体制的折射或影响都是较为显著的。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体制等上层建筑的塑造，少数民族地区易受宗教信仰和图腾信仰的影响，在所有权和利益归属中私有意识相对淡薄，在建构经济体制时主张“共享”。比如：早期哈尼族群众在国家统一经济体制运行下注重经济成果的二次分配和关联机制习惯法调控[6]。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基本上以不同形式的私有制为主，以经济习惯法为基本形态的二次体制为调整。
（二）基于归属根源和不同占有下的经济主体
经济主体是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传统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主要以少数民族个体和监管者为主。就自然人而言：不同地域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经济主体认定[7]。比如：裕固族群众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认为僧侣是不能参与商业活动博取利益，同时在普通群众中特定行业禁止群众参与生产活动，特别是残疾人禁止从事法器买卖。同样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活动对自然人经济主体地位有所限制，特别是妇女在集市贸易活动多数为消费型经济主体。一方面经济活动涉及物质利益的支配，性别歧视下经济主体的畸形发展成为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中心[8]。另一方面在涉及祭祀、集会的群体性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同权利者相混同，经济主体的集中又折射着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模式的地域特色。比如：土族互助的土族群众在受环境的影响推崇经商，从事集市贸易是获取社会权利，提高社会地位的关键。因此，在经济活动中苯教神职群众极度排斥其他宗教群众集市活动的参与。就监管者而言：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中扮演政府职能角色的监管者以元老会、元老等为主，比如：凉山彝族地区扮演政府职能的调节经济行为的主体以“毕摩”为主，当然，在涉及群体经济利益的纳粮、公共树木分配时以集体决议为主的元老会成为全局掌控者，决定着社会物资的归宿。总之，同自然人相对的经济主体基本同公权力的掌握者相一致。
（三）基于多重民族习俗民风的经济资源配置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对资源配置的管理类型丰富。一是对树木、动物等资源的市场流通的宏观调整。一方面少数民族通过民族图腾和宗教等直接禁止本民族市场流通，也禁止其他民族类似资源的流通。比如：拉祜族群众禁止流通猪肉类资源及其他有违宗教教义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在草场等公共资源中杜绝无限制的迁徙和放牧[9]。二是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注重资源配置市场流通和公益保障，比如：锡伯族群众村寨为避免冬季食物短缺，导致市场哄抬物价，锡伯族群众会主动联系周围其他民族群众确保资源的供需平衡，对少数资源的配置则通过局部以工代买的形式，实现公益配置。三是在富含民族乡约习俗的多元化的贸易管理中少数民族群众通过个体资源的配置，实现社会经济的管理。比如：黎族群众的“拜贡”制度，就是黎族群众将自身多余食物放置村口、集市进行流通的形式。四是民族地区经济管理模式中对资源配置品格的限制。比如：纳西族群众在乡约中规定“禁止采摘和买卖尚未成熟的果实”，否则将会受到村寨惩戒和神灵诅咒的双重处罚。
二、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时代采纳
（一）吸纳既定习惯，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经济的建设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通常受以乡约寨规为主体的习惯法制约，在经济活动中注重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比如：纳西族群众在《普称乌路》及乡约中规定“禁止采摘和买卖尚未成熟的果实”，否则将会受到村寨惩戒和神灵诅咒的双重处罚。此外，善于从事经贸活动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将经济活动的制度化约定俗成，使之成为群众从事经济活动的指南，特别是对物物交换活动中等价交换细则的宗教意志上升和习惯法确立丰富了维吾尔族群众的经济活动[10]。此外，东乡族群众在原始经济活动中通过契约约束，对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和溢价行为进行习惯法规范。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时代采纳就是要立足当前民族地区的法制经济建设，为民族地区经济管理活动植入或者强化潜在的制度性规则，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经济的建设。比如：基诺族群众聚集区对国家违禁物品的市场流通法制化矫正推进缓慢，特别是在稳定市场秩序方面指导性规范文件难以有效遏制违法问题，法制市场的建设极为缓慢。但是基诺族通过村寨族长之间的协调，通过民族忌讳民族宗教教义等传统既定习惯法，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管理的规范化建设[11]。此外，东北鄂伦春族在经济纠纷调解中有效地植入了元老会调解机制，扩大了相邻间的经济纠纷的调解机制。总之，民族地区经济管理的法制化推进要以当前国家大政方针为纲，以传统既定习惯为补充，才能有效地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经济的建设。
（二）植入传统习俗，构建民族地区道德经济新动态
少数民族群众受淳朴民风的世代熏陶，在传统经济活动中注重经济活动的道德自律和伦理约束，有助于市场宏观调控的内部治理，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时代采纳就是要植入经济活动伦理道德[12]，以推动道德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驱动下少数民族群众逐渐在经济活动中摒弃了道德秉性。因此，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时代采纳，一是要针对民族地区传统的经济活动典范，隐性介入诚实信用等原则，并通过原有的乡约宗教等非制度性自然规范，实现经济主体道德人自律和经济秩序伦理化的道德威慑。比如：维吾尔族群众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善于将宗教伦理引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经济活动的稳定发展[13]。二是在民族聚居区通过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伦理道德建构，大力宣传富有地方特色的经济管理新模式。比如：早期独龙族群众在集市交易中认为稻米等商品的交易是基本生存维持，禁止掺杂少量杂物，,否则要翻倍照赔。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将本民族的亮点最大化。总之，在利益驱动下重塑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的伦理纲常是构建道德经济的必然选择。
（三）重塑生态理念，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时代采纳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重塑“敬畏自然，万物一理”的朴素生态理念，践行民族地区自始延续的可持续发展观，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少数民族受超凡自然信仰的影响，对自然界的山水等存在敬畏之感，在经济活动中提倡可持续发展。比如：纳西族群众在封山期内禁止放牧，禁止在捕猎杀生幼小动物集市交易，对于违反者除受众人斥责外，还要受到族长的惩戒。另一方面，在土地、林地等公共资源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也衍生了诸多富含哲理的生态理念，比如：甘南藏族群众在林木买卖和宅地基扩建中主张适度原则，避免过多的林木消费和集市买卖造成的草场恶化[14]。
重塑生态理念，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将少数民族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中的生态理念付诸于生产环节，注重绿色经济和绿色生产同社会效益的兼顾，使基于精神信仰的自然敬畏成为践行生态经济的内在动力。其次，在消费环节要提倡绿色消费，使个体社会需求同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框架相吻合，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实现市场规律的微观把控与民族忌讳宏观调控的生态杠杆。比如：保安族群众忌讳畜种类的杀生和市场流通，在保安族聚居区发展生态经济，就是要将传统的隐性管理规则渗透到经济建设中，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再者，在乡村建设和公共资源配置中也要践行传统生态理念，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全局发展。
（四）注入问责机制，创新非制度性的市场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民族地区经济管理模式的精髓，民族地区经济管理受自治政策的影响，在管理过程中盲目管理，容易疏忽民族地区传统的监督机制。比如：彝族群众在不同经济管理中具有不同的监督机制，在房屋买卖中由毕摩同土培工匠共同监督，在整体管理中主张由元老会进行。但是在当前市场监督中民族地区往往注重制度监督，忽略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非制度性监督机制。创新非制度性的市场监督机制，一是要发挥少数民族元老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利用乡约寨规等非制度性柔化制度化管理造成的不必要困境，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模式的自我创新。二是要对特色民族产业，依据传统习俗和分配方式，构建双向监督体系。一方面通过国家相关政策管理民族地区产业，确保特色民族产业指标达标。另一方面发挥民族产业内部监督机制，实现民族经济的产业管理。比如：海南黎族银器产业的管理及利益分配，除依据国家标准外，基本上由村长和群众组成的监督队伍管理个体户银器的制造。三是要统筹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纠纷调解机制，实现监督机能的创新。传统的公益监督机制也是创新非制度性的市场监督机制采纳的重要一环。
此外，强化传统管理要素嫁接，实现民族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是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时代采纳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管理特别是越轨行为惩戒中注重财产处罚同信誉处罚并举，对于商业欺诈和不正当竞争除必要的财产处罚外，严重者禁止从事商业活动。比如：苗族群众对商业欺诈实行不同程度的“浸猪笼”。当然，对于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采纳要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目标，杜绝“兽判”等迷信管理模式，避免在嫁接中起到反作用。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时代采纳就是要将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管理的智慧创设移植到以精准扶贫为重心的民族经济建设当中，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民族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取舍。毫无疑问的是，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管理模式的智慧创造始终被现代社会所采纳。比如：黎族群众的“拜贡”制度，就是当前无人售货和自助售货类管理模式的雏形。达斡尔族集体互补生产模式，同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生产公社如出一辙。此外，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时代采纳能调动少数民族同胞生产积极性和民族自豪感。
作者：吕政宝 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民族地区传统经济管理模式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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