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温公颐的学术成就 本文关键词：中国，逻辑，史研究，成就，学术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温公颐的学术成就 本文简介：摘要： 温公颐是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成果丰硕并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着名学者。在中国逻辑史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上，他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有逻辑，并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详实地论证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和发展进程；提出了先秦逻辑分为“辩者派和正名派”两派的划分，准确把握了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温公颐的学术成就 本文内容：
摘 要： 温公颐是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成果丰硕并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着名学者。在中国逻辑史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上，他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有逻辑，并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详实地论证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和发展进程；提出了先秦逻辑分为“辩者派和正名派”两派的划分，准确把握了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基本线索；认为“内涵的逻辑”和“三物逻辑”是中国逻辑史的主要特征，并论证了中西方逻辑在内容和特质上的差异。温公颐坚持运用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准确阐释了中国逻辑史发展和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关联性；他倡导的以原着为依据和范畴分析等研究方法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 温公颐; 中国逻辑史; 理论创新; 研究方法;
Abstract： Wen Gongyi was a scholar and thinker who made grea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regard to topics of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Wen Gongyi fully affirmed the existence of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d expounded upon the rich contents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ancient Chinese logic in detail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ies. He divided those pre-Qin logical thoughts into two schools“Bian Zhe”and“Zheng Ming”, which accurately described the basic clues of the logic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He put forward that "Sanwu Logic" and "Intensional Logic" we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and validated the differences in contents and trait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ogic. Wen Gongyi insisted on utilizing methods unifying logic and history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His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original works and categorical analysis, provide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Keyword： Wen Gongyi;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esearch Methods;
温公颐（1904—1996），我国着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他是20世纪后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热潮形成与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并在此过程中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温公颐在长期从事哲学、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学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晚年专注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并在1983年到1993年间撰写出版了《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中国近古逻辑史》三部重要的中国逻辑史专着，主持编写了《中国逻辑史教程》一书，获得国家高等教育优秀教材奖。“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逻辑学领域里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在同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成为青年学子研习中国逻辑史不可不读的参考书。”1温公颐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观点，并提出了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逻辑史学科的建设和中国逻辑史研究在当代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充分肯定和论证了中国逻辑史的存在及其特点
温公颐依据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和逻辑学内容与科学性质的认识，在深入系统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逻辑史的存在及其在世界逻辑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做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并对中国古代逻辑和一般而言的逻辑学间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必要理论前提，也是关乎中国逻辑史学科合法性的关键问题，该问题近代以来颇受学界的关注。早在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语学之输入》中指出：“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聘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2在这里名学是指逻辑学，是指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胡适在1917年出版的《先秦名学史》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的思想中有与逻辑相同的内容，存在中国逻辑史。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这一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仍有人持中国古代不存在逻辑的观点。杨振宁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讲演，他提出：“这种推演的精神、逻辑的精神，在中国传统里头没有。”3对于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的观点，温公颐坚持肯定中国古代存在逻辑，并通过深入的研究回应了对中国逻辑史的质疑。他在具体分析中西方逻辑共性和个性问题的基础上，详实论证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及其特点。
温公颐坚持中国古代存在逻辑的观点，“逻辑在中国先秦时期已经创立，其成就并不亚于古希腊和古印度。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逻辑’这个名词，但逻辑这门学问是存在的”。4这是对否定中国古代存在逻辑的观点的明确反驳，肯定中国古代存在逻辑这门学问，进而肯定了先秦逻辑取得的成就，“先秦逻辑史是我国逻辑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是世界逻辑史上最古的一颗宝贵的明珠”。5温公颐认为，判断中国是否存在逻辑，有一个以什么作为标准的问题。而以西方的亚氏逻辑作为标准，即以“系统的思维规律与形式的研究”作为标准，就将走向否定中国古代逻辑。然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对不同的民族而言，逻辑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简单地狭隘地以西方逻辑作为标准来界定逻辑的涵义，是不符合中国古代逻辑的实际情况的。
在当代中国逻辑史热潮形成之初，温公颐充分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必要性，推动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和相关学科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建立。
（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温公颐提出，“中国逻辑史应以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的范围为主”，“即以形式逻辑的理论、思维规律和形式的发展转变为主要内容”，6明确从概念、判断、推理、逻辑规律等方面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丰富了中国古代逻辑内涵，而不是研究其中的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而且“逻辑史只能限于逻辑理论本身的发展，从而找到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7他注重从逻辑理论方面对中国逻辑史进行研究，详细阐述了逻辑理论的发展转变历程，也注重从逻辑学家的逻辑运用中分析概括出逻辑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温公颐的这些诠释性解释已深深渗透到对中国古代逻辑的文本解读中，成为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的重要内容，拓展了中国古代文本的逻辑意蕴，丰富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内涵，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温公颐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在利用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内容与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作了新的解读与诠释，尤其是对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阐释，丰富了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内容。在对墨翟的研究中，温公颐认为墨子“对逻辑思维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进行了对“‘类’、‘故’、‘理’概念的分析”，最后分析了墨子对“逻辑方法的运用”，认为“墨子也曾涉及演绎、归纳和类比等逻辑方法的初步运用”。8在对墨辩逻辑、孔子、荀子等分析中，明确参照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逻辑规律等内容，对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如《先秦逻辑史》的《墨辩逻辑》一章中，集中研究探讨了后期墨家“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中的名、辞、说与西方传统逻辑中关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在荀子逻辑思想部分，分析论证了荀子有关同一律和矛盾律思想及其应用，等等。
（三）中国逻辑史与一般逻辑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对于中国逻辑史与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学和逻辑史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温公颐通过对中国古代逻辑和西方逻辑、印度逻辑比较，在肯定逻辑一般性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中国逻辑史具有的特殊性。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包括推理和论证的各种学说与理论，这是逻辑的共性和一般性。而基于不同语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产生的逻辑理论又各有自身的内容与特点，这又是逻辑的个性和特殊性。“中国逻辑与西方三段逻辑和印度三支逻辑既有相同的方面，又有不同的方面。既有同性，也有个性。”9他肯定了世界古代三支逻辑源流的存在，并对此做出了深入的研讨论述，指出了三者间的共性和个性，为认识和揭示中国逻辑史的个性与特点提供了理论前提。在逻辑的共性方面，温公颐认为：“逻辑是人类正确思维的工具，是人类求知的桥梁，当然它具有全人类性的特点，东西方三支逻辑体系当然有它们共同点。如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矛盾律、排中律等思维规律的运用，归纳、演绎、类比等逻辑方法的使用，都存在于东西方三大支的逻辑体系之中。”10他从逻辑的工具性、全人类性出发，指出三支逻辑在思维形式、思维规律、思维方法等方面具有共同性，有助于对中国逻辑史存在的进一步认知，体现了逻辑共同性的一面。在个性方面，不同的逻辑，“依于各民族生活习惯的不同、社会历史沿革的不同、所用语言的不同，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构成三支不同的逻辑体系”。11
在《先秦逻辑史》和《中国中古逻辑史》中，温公颐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及其发生的原因，这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逻辑史的独特性，认识到中国逻辑史为世界逻辑史所贡献的特色之处。他认为：“中国的名，辞，说（说辞），有一般逻辑的特征，但不能和古希腊、古印度等同。名既指概念，也指语言中的词，同时还有名位、名守等意义。辞的含义和判断也有不同之处，主宾结构式不能概括中国的‘辞’，有主无宾，有宾无主都有。说更为笔杂，推理论证很难用西方的格式套进，如连珠体，西方以类属关系为主，而中国以因果关系为主。另外，从推理的总的性质来看，西方推论以类属为依据，可以说是外延的逻辑，这与中国的三物逻辑有所不同，我国古代的三物逻辑重在内涵，‘类不可必推’、‘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类’，即应作为推论的依据，又不能完全依靠。”12由此可知，中国逻辑史中的名、辞、说等逻辑范畴，虽与西方逻辑有近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其独特的涵义，需要深入挖掘和分析才能得到。就推理的依据而言，中国古代逻辑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重在对“内涵”的分析。而“中国逻辑的研究结合我国语言的特点，也有其独到之处。中国逻辑不纠缠于形式，而注重思维的实质性的研究，所以它可以避免西方或印度逻辑的烦琐处”。13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影响本民族的思维分析，也必然影响逻辑的形成和发展。温公颐对语言影响逻辑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之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演绎系统方面，他认为：“如果西方逻辑的演绎系统建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印度逻辑的演绎系统建基于三支因明，那末中国的演绎系统却建基于演绎范畴。演绎范畴，起了演绎推论的大前提作用，但它并不象三段论或三支因明的狭义推论，而采用蕴涵式的推论。这就是说，演绎范畴蕴涵了它所推论的全部过程。”14温公颐从演绎范畴是构成演绎系统核心的视角论述了中国古代逻辑所具有的特殊性，为正确揭示中国逻辑史的内容和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之，温公颐对中国逻辑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证，并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逻辑在世界逻辑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为后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国逻辑史三卷本中的主要理论创新
温公颐在《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和《中国近古逻辑史》三部中国逻辑史研究代表性着作写作中，“力求做到遍读原着全文而后动笔”，把握了有关思想家或学派的逻辑思想的理论要旨，并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推动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与深化。结合温公颐中国逻辑史三卷本着作，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先秦逻辑史“辩者派和正名派”的划分及其依据
对于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诸子各学派的观点，温公颐“打破汉儒的框框”，否定了司马谈的六家说和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将先秦逻辑史分为“辩者逻辑思想和正名逻辑思想”两派，并以此清晰展现了先秦逻辑史发展过程。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以道家思想为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进行了评述。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划分为九流，认为“诸子出于王官”，即“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15从先秦逻辑史的实际情况来说，汉儒的上述两种说法不能说明先秦逻辑史的实际发展情况，缺乏必要的史料证明和理论支撑。温公颐根据自己对先秦逻辑史的研究，提出了“辩者逻辑思想和正名逻辑思想”两派的划分，有助于厘清先秦逻辑史的发展进程，准确把握了中国逻辑史本身的逻辑发展脉络。
对于这两派的区别，温公颐指出：“辩者派和正名派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是立足于逻辑本身来讲逻辑，而后者却以政治伦理为主，逻辑为辅，因而是一种政治伦理的逻辑。两派互相辩难，同时也互相汲取。”16由上而知，温公颐是从逻辑思想及其研究是否居于学派思想的主导地位来区分这两派的。当然，两派之间也有彼此辩难和思想交流并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先秦时代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于这两派的发展情况，他认为：“春秋末期是我国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兴起的剧变时代。礼坏乐崩的结果，引起‘名实相怨’的问题，先秦的逻辑思想必然要应运而生。其首创人物应推邓析。作为正名派的创始者孔丘，时间虽略后邓析，但也在此时出现。辩者一派，从邓析开始，奠基于墨翟，中经惠施、公孙龙的发展，最后完成于战国晚期的墨辩学者。孔丘首先提出正名，创立政治伦理的逻辑，孟轲继之，稷下唯物派的学者们也标榜正名以正政之说，最后完成于战国晚期的荀况和韩非。”17这是对两派的发展脉络情况的简明梳理，温公颐就以此为线索和提纲完成了自己的《先秦逻辑史》，抓住这两派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的和逻辑的顺序，清晰明确地梳理阐述了先秦逻辑史的发展情况。
温公颐对早期中国逻辑史发展中的两个学派、两种学理路径的判断，表明他对逻辑理论本身的研究和对逻辑实际运用的重视有着深刻的体察，中国古代逻辑本身不仅有着求真的逻辑认知功能，而且也有着求善的社会伦理功能。逻辑首先是求真的工具，是对事实真和逻辑真的反思与追问。温公颐认为，墨翟“提出逻辑思维对认识客观世界的作用，把逻辑的求真目的肯定下来”。18在对《小取》篇提出的“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的分析中，他指出：“辩的唯一目的在于明是非。逻辑是求真之学，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是随人意而决定的。这就批判了春秋战国以来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诡辩论和庄周的以‘两行’为是的无是非论。”19这些都表明了中国逻辑史本身具有求真的工具性质。同时，逻辑的发展必然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中国逻辑史本身有着政治伦理化的倾向，导致其本身具有求善的功能。《先秦逻辑史》一书中指出，正名派“以政治伦理为主，逻辑为辅，因而是一种政治伦理的逻辑”。20在论述正名主义时，他认为，“孔丘正名的目的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总之，在孔子的眼光看来，逻辑的任务不在于求真，而在于求善。如何能‘止于至善’（summum bonum），这是他的中心理想”，21“孔子不仅把政治伦理化，而且还把逻辑伦理化。伦理的目的在于求善，而逻辑的目的在于求真，他把两种任务不同的科学混在一起，就影响了他对逻辑本身的深入探索”，22“孟子的逻辑也是为他的政治伦理服务的，政治伦理的要务在于正人心，正人心才能正政。所以在这一点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23这些都体现了中国逻辑史中有着求善的要求，是对伦理真的阐发，是对中国逻辑求善特征予以了一定的阐述。“我国名学则是要扣紧经验的具体事实，或扣紧意指的价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24徐复观在此是为了论述我国名学与西方逻辑的不同，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逻辑有着价值要求，即对善的要求。可以说，逻辑本身具有社会现实指导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能脱离其所属的政治历史环境的，因而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求善追求，是对古代政治伦理等历史文化因素的一种客观反映。
逻辑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一种发展进路是逻辑理论本身的研究，在中国逻辑史中就是对“名”“辞”“说”“辩”和“故”“理”“类”等概念与原理的具体阐发，对逻辑本身理论的探讨。在西方逻辑发展史中，则是演绎逻辑的演变发展，从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到近现代的数理逻辑，一直是在纯逻辑的方向上发展，走向了纯形式化的发展路径。而另一条进路则是走向逻辑应用的发展，是一种应用逻辑、工作逻辑或实践逻辑的进路。“形式逻辑要在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方面起重要作用，就必须和自然语言相结合，就必须和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传达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交际活动相结合。”25在中国逻辑史上，就表现为“正名以正政”，试图通过逻辑正名来对现实政治伦理活动施以影响，这正是孔子正名逻辑体现的政治伦理特点，反映了改变社会现实的诉求。在西方逻辑史上，古希腊的逻辑有指导实际论辩的作用，到中世纪时期，逻辑虽然沦为宗教的婢女，但依然是神学论辩的工具。在近现代，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等逻辑研究新热点、新领域出现，都说明逻辑仍是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具有实际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功能。温公颐对先秦逻辑“辩者派和正名派”的区分，充分体现了上述逻辑发展的两种理论进路。
总之，温公颐对先秦逻辑史两派划分的观点，揭示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整体规律和实际情况，是其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创见之一，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颇具启发意义。
（二）“内涵的逻辑”与“三物逻辑”
在对中国古代逻辑有无自己特点的论述中，温公颐对此持肯定观点。《先秦逻辑史》通过对公孙龙、墨经逻辑的分析，认为“公孙龙从概念、判断到推理都以内涵为基础建立他的内涵的逻辑。这是公孙龙对中国逻辑科学的重大贡献”，26“墨辩的‘三物逻辑’在内涵的逻辑的建设上确是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的”。温公颐是在特定学术语境下提出“内涵的逻辑”的观点，表明中国古代逻辑是一种论证理论，推理论说过程是对实际思维内容的逻辑构建，其合理性是一种实质的正确性和修辞的有效性，具有理论思维具体论证中语义语用的维度。
温公颐在对公孙龙逻辑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明确提出公孙龙对“指”“物”“名”“谓”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在接近西方逻辑意义理论上的独特的概念分析。他认为，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多元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指物论》是公孙龙客观唯心主义的中心。温公颐认为公孙龙的“指”是“超出感觉的物质世界之上，独立自藏的抽象实在”。27正是在此意义上，公孙龙论证了“白马非马”的成立。在对“指”“物”等概念进行分析后，温公颐根据古代汉语的特点，从抽象一般与具体个别角度分析论述了“坚”“白”“白马”“马”等概念在公孙龙逻辑思想中的不同，表现为这些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这表明古代汉语的特点对中国古代逻辑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公孙龙是从内涵角度分析概念和命题的，体现出“中国逻辑的研究结合我国语言的特点，也有其独到之处。中国逻辑不纠缠于形式，而注重思维的实质性的研究，所以它可以避免西方或印度逻辑的烦琐处”。28通过对公孙龙逻辑思想中主要概念的分析，温公颐指出“公孙龙的推论不基于类，而基于指。这即我们所说的不是基于外延关系的逻辑推论，而是以内涵关系为推论基础。公孙龙从概念、判断到推理都以内涵为基础建立他的内涵的逻辑”。29由此可见，温公颐认为公孙龙是从内涵方面分析概念、命题、推理的，进而建立了他的“内涵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内涵的逻辑”与西方逻辑学中所讲的“内涵的逻辑”是不同的。西方古典逻辑是一种外延逻辑，等值置换和同一性替换等外延性原则成为保证推理有效的前提。但是，古典逻辑中的蕴涵式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日常思维中的蕴涵推理，在实际推理中会出现某些推理规则失效甚至产生某种逻辑怪论的情况，由此便产生了推理有效性不仅考察外延关系，而且研究概念或词项内涵的逻辑系统，它们统称为内涵的逻辑。30可见，西方逻辑中的内涵的逻辑依然是针对演绎推理有效性提出的。中国古代逻辑中的内涵分析，如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分析论证，旨在说明概念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论证某一思想的合理性，这和西方逻辑中的内涵的逻辑有很大区别。所以说，温公颐用“内涵的逻辑”对公孙龙正名思想和墨家逻辑特点进行了概括，只是借用西方现代逻辑的术语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一种新的诠释，强调中国古代逻辑注重思维对象实质分析的特点。
在对墨辩逻辑思想的研究中，温公颐通过对墨辩中“彼”这个概念的分析，认为唯物主义的逻辑观是墨家逻辑思想的基础，“彼”客观反映了事物的类属联系和因果联系。他认为，墨辩逻辑的科学体系即是指“三物”逻辑。墨经的文本依据在于《语经》“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其中，故是指“客观事物的所以然之故”，理是指“客观事物的条理”，类是“依于类取、类予，以类为推，把所得的结论——辞，推广到尚未知道的、普遍的范围去，最后达到‘俱然’的遍效性”，从而认为“墨辩的‘三物逻辑’在内涵的逻辑的建设上确是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的”，“只有墨辩的‘三物逻辑’，才能真正称作‘内涵的逻辑’”。理由是“‘三物逻辑’这样注重于实质问题的研究，既摆脱了公孙龙概念分析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又不纠缠于形式逻辑的烦琐形式”。31根据上述分析，温公颐认为中国逻辑史意义下的“内涵的逻辑”是以概念或范畴的内涵为基础的对思维对象实质性的研究，重视对实质问题的研究，原因在于墨家逻辑要在人们日常思维和实际生活中起指导实践，这就必须和实际的谈说论辩活动相结合，解决论证立辞活动中思想的真假对错问题，所依据的标准或原则就是“三物逻辑”。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引入内涵的逻辑的概念，对认识中国逻辑史自身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温公颐在词项意义涵义下使用内涵的逻辑的概念，是为了阐述中国古代逻辑自身的特点，表明中国古代逻辑与日常思维和实际推理论证的密切联系，主要集中在对公孙龙和墨经的研究之中，是对中国古代逻辑注重内涵分析而不拘泥形式结构研究特点的概括。根据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实际内容，这个概念的使用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古代逻辑注重实质问题的研究，是在具体语境下对特定问题的谈说论辩理论，概括地说属于一种论证理论。这样的理论通过对实际推理辩说的构建，具有和西方形式逻辑意义下的有效性不一样的意义，是实质的和修辞的有效性。这是温公颐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前瞻性的观点，深化了中国逻辑史特点的研究。
（三）推类——中国古代推理论证理论的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逻辑中没有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明确划分，但中国古代逻辑也是以研究推理论证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古代逻辑推理论证的主要类型如何界定，墨家在《墨辩》中有“推类之难”一说，《吕氏春秋》则提出“类不可必推”。温公颐在中国逻辑史三卷本着作中对中国逻辑史上的“推类”或“类推”做了深入的研究探索，将推类概括为中国逻辑史推理论证的主要类型和核心范畴，这对中国古代逻辑关于推理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类”概念在中国逻辑史中是个重要的概念。温公颐首先对先秦逻辑中有关“类”概念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了概括。他说：“邓析开始注意‘类’概念的重要性。墨子进而推广到‘故’和‘法’的概念。后来，惠施、公孙龙则深入到分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最后，则以战国晚期墨辩逻辑的概念论集其大成。”32这是温公颐对先秦“类”概念发展情况的梳理，通过对邓析、公孙龙、墨子等人关于“类”概念的论述，揭示了“类”概念成为中国逻辑史重要概念的发展脉络。对于以类为推的困难，“墨子要人‘知类’，还要人‘察类’”，“到了《墨辩》，则把类推困难作了理论说明……推类之所以难，就在于客观存在的类有范围大小的不同，有种属的各异”，33他阐述了古代逻辑对于类推或推类的探索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逻辑内在发展逻辑，对于认识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有重要作用。对于“推类的原则，《吕览》定了两条，即：（1）为‘类同相召’，这是可以进行类推的；（2）为‘类不可必推’，这是不能进行类推的。……‘类同相召’就属于可推知的物类上……《别类》篇根据具体事物的观察，归纳出类不可必推，是合乎科学的结论。”34这是温公颐在对《吕氏春秋》进行研究后提出的重要论断，表明中国古代逻辑始终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日常思维的具体实际来阐述相关推理或论证的方法与原则。
温公颐在《中国中古逻辑史》一书中，对朱熹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朱熹极重视推，因只有推才能得知，这相当现代逻辑所讲的推理意义……我们须用推理的思考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天天总有新生的东西出来，就得用推类的方法，从已知推到未知。五伦的关系也是可以这样推知。推就是‘从已理会得处推将去’……至于怎样推，他也提到推的许多条件。第一，推须具有一般性……第二，推必须根据已知去推未知……第三，推须从疑处着手……第四，推须从事上着手……第五，推要从不同中求同，求个彻底的是非”。35他在这里研究了朱熹关于“推”的逻辑思维及其条件，揭示了中国古代逻辑推类或类推内在发展的逻辑，有助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为后人继续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温公颐既熟悉中国哲学史又熟悉西方形式逻辑的工具，在中国逻辑史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许多颇富创见的思想，对推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深化了人们对中国逻辑史的认识。
三、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上的新探索
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上，温公颐擅长运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他认为“比较的研究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步的研究方法，因之，我认为研究中国逻辑史，不能只停留于比较研究的阶段”。36为此，温公颐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不断探索方法上的创新和突破，他注重运用马克思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力求揭示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真实历史，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他还借鉴西方哲学范畴研究的方法，把握中国逻辑史发展在范畴网络上的网结，从纵向的历史线索和横向的断代思想内容两个维度，揭示中国逻辑史的发展规律。到了晚年，他总结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经验，提出了经典的“治学三要”，为逻辑史研究保持科学性、严谨性指明了方向。
（一）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运用
温公颐始终坚持使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逻辑史，认真研读名辩思想家的原着，探究代表性人物或学派的事迹。他注重从中国逻辑史发展的过程中，梳理总结其中逻辑的发展次序，准确把握并阐释中国逻辑史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中国逻辑史内在的深层发展逻辑，“深入到中国逻辑理论的内部，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阐述中国逻辑发展的真实历史”。37
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具体是指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应从哪里开始，逻辑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38这是对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的经典表述。
温公颐在《先秦逻辑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写历史的东西，关键在于怎样能够尊重历史的现实，最低限度也要把历史上的人物，或历史上的原着，通过充分的研究和琢磨搞清楚，然后再尽可能地把我们所体会到的东西阐述出来。我想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原样。对历史上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原着，我采用仔细研读的笨法子。”39在其研究中国逻辑史过程中，温公颐通过仔细研读原着，通过自己刻苦的研究，尽量准确地阐述中国逻辑史的发展原貌和真实历史。“研究中国逻辑史……最重要的要从历史本身的研究过程中，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以及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所出现的主要问题，然后再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客观的条件和社会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以问题为主，看一看每一个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它们的方法，然后，找出它的继承和发展，找到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寻找一下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想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当前学问的探讨和学术的发展。”40温公颐在中国逻辑史具体研究中，注重分析人物或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深入探索中国古代逻辑产生的原因，并探索梳理逻辑发展的脉络，注重探究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邓析到惠施的逻辑思想发展中，他认识到墨翟是其中的逻辑中介，从而在逻辑思想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他还提出：“稷下唯物派确是战国中期以后各种思潮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41这就填补了自孟子的逻辑发展到荀子的逻辑发展的历史环节。这些都表明，温公颐始终坚持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探索中国逻辑史发展的脉络。尤其在对韩非的研究中，他认为：“韩非在逻辑上的贡献……在于他深入分析客观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也就是司马迁所谓‘观往者得失之变’。这样，他把历史的发展事实和逻辑的思维分析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说韩非的逻辑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说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就是它的突出的特点。因此，韩非的逻辑可以称之为历史的逻辑。”42韩非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例的考察，认识到了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韩非的历史逻辑的最突出的表现即在于他对于矛盾律的提出”，这是韩非“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以来社会历史矛盾的发展和激化的情况”进行抽象得到的结果。由上可知，温公颐始终坚持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来进行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中国逻辑史发展的脉络与环节，这对准确揭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丰富思想内涵大有裨益。
（二）以范畴为核心与线索的分析方法
在研究的方法上，温公颐还使用了范畴分析法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通过抓住中国逻辑史发展的核心范畴来有效地展示中国逻辑史发展的脉络，以范畴为核心梳理相关人物的逻辑思想发展历程，进而更有利于展现中国逻辑史的具体历史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中古逻辑史》对魏晋南北朝玄学逻辑研究之中。
范畴一词来源于西方文化，它是哲学与科学体系中最普遍的概念，是人类思维反映一类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逻辑形式，范畴比一般概念具有更高级的抽象形式。正如列宁所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43面对纷繁复杂的自然万物，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可以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进程和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对于逻辑学科而言，逻辑范畴就是反映逻辑学科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最一般的概念，如中国逻辑史中的故、理、类和名、辞、说等。因此，范畴分析法以逻辑范畴为核心，分析相关逻辑范畴的发展和转变情况，揭示逻辑史发展的缩影，还原逻辑史发展的原貌，深入把握逻辑发展的规律。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逻辑史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有它的网结点，这即逻辑范畴所在。对这一时期逻辑思想要旨在于能寻得贯穿它的纽结，找出它的范畴”。44温公颐使用范畴分析的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玄学逻辑开展了范畴研究，揭示了玄学逻辑思想发展的脉络。他具体讨论了有无、本末、一多、意言、动静等范畴。以有无范畴为例，温公颐追溯了有无这对范畴在《老子》中的具体含义，具体分析了魏晋时期何晏、王弼等人对有无范畴的不同观点，以有无范畴为讨论的中心，揭示了不同人对此的不同看法，展示了中国逻辑史的具体脉络，以问题为中心还原了中国逻辑史发展的原貌。总之，他使用范畴分析法开展了对中国逻辑史的探索性研究，对还原中国逻辑史原貌做了有益的学术探讨，为丰富和拓展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做出了贡献。
（三）“治学三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温公颐在写作和讲授中国逻辑史的过程中，结合教学与科研，写下了《治学三要》一文，发表在1983年的《逻辑与语言学习》杂志上，其中讲到了做学问的“三个贵在”。
第一，为学贵在创新。“我国古代，百家争鸣，先哲各抒卓见，蔚为先秦的光辉灿烂时代。西哲尝谓哲学家为独立的思想家（iso-late thinker），康德以11年的思考写成他的巨着《纯粹理性批判》，其尤为着者。印哲言‘见’（Darsana），益指能如实了知，契会中道之谓。东西古哲，所见皆同”。45他认为，做学问犹如集众见而迈进真理之途，中西哲人的思想，各有所见，亦有所蔽，都是对真理的追求，我们要通过学习了解，对是非真伪做出独立的判断。所以，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必须提出自己的新见。
第二，贵得要旨。“每一哲学家的思想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拨云雾而抓要害。纲举目张，自可理出头绪。比如公孙龙，有人说是唯物的，有人说是唯心的，究竟哪个对呢？我们只要抓住他‘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的话，就可证明指是先于物而存在，指先物后，当然是属于唯心论的。公孙龙虽也讲物，但他的物是由指变来的，这和唯物论者的物不同。有人问柏克莱：‘你吃的是观念吗？穿的是观念吗？’柏克莱答道：‘吃的、穿的自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又如董仲舒是神学正名逻辑的主持者，但他有近似唯物派的名实观，那是为汉统治者讲赏罚用的，和他的主旨无关。”46这就是说，对哲学家的基本观点要做综合分析，不能仅凭一两句话妄加评判。当然，贵得要旨是很高的学术要求和理论境界，只有在对哲学家的思想做系统学习，全面领会，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因此，它也是判定一个学者学术理论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
第三，贵查原着。温公颐把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料分为一手的和二手的。一手的资料，是指哲学家或思想家本人着作的原文，他认为一手资料是进行学术研究主要的、基本的文献依据；二手的资料，即指关于思想家理论的研究性着作或论文，它们在研究中只能起参考的作用。他明确提出：“治学不能只根据第二手资料，必须根据原着。”47温公颐一生阅读过大量中西方哲学家的着作，包括许多外文的原典，他在哲学史、逻辑史方面可谓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但是，在撰写多卷本《中国逻辑史》的过程中，他总是要求助手或学生帮助把有关人物的原着找来，重新仔细研读，书稿写成后再仔细核对原文。在中国逻辑史三卷本着作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引用的中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经典着作的原文，甚至图表，都是温公颐从有关人物的着作中查找、记录，然后结合论述加以引用的。他认为，如果只根据第二手资料，就有可能发生误解，甚至出现错误。“如某书讲墨子‘兼爱’，为和‘于路’君子辩难，实则《墨子》本文作‘于故’，‘于故’者为迂远无补实际之事。……我近年写《先秦逻辑史》，力求做到遍读原着全文而后动笔，无非想尽量避免片面性和可能发生的错误而已。昔顾亭林写《日知录》，喻为采铜于山以铸钱，这具有深长的意义。如果我们仅买旧钱充铸，自不免于粗恶之讥。为学亦犹是已。”48温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为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晚辈学者和他的学生们树立了榜样。
温公颐先生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研究学问的一生，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从事哲学和逻辑学教育工作长达67年，晚年不顾自身年老多病，不畏寒暑，不惧艰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为逻辑学和中国逻辑史研究着书立说、主编教材总计近200万字，并为国家培养了多位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哲学博士。1993年11月，在庆祝温公颐先生执教65周年暨90华诞之际，中国逻辑学会发来的贺信中写道：“敬爱的温老，您不顾自己年迈和繁重的教学任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您一直都在孜孜不倦、从不间断地从事着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终于完成了《先秦逻辑史》、《中国中古逻辑史》、《中国近古逻辑史》三大卷论着，不仅为当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为推动今后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建树了丰碑”，“您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堪称是我们中国逻辑学界的楷模”。49
注释
1 刘培育：《书信中的温公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9日，第B02版。
2 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3 转引自程仲堂：《近百年“中国古代无逻辑学论”述评》，《学术研究》2006年第11期，第5—12页。
4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
5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
6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前言第4页。
7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前言第3页。
8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23页。
9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264页。
10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115页。
11 温公颐：《中国中古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9页。
12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264页。
13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48页。
14 温公颐：《中国中古逻辑史》，第33页。
15 （东汉）班固：《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6-599页。
16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前言第5页。
17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前言第4-5页。
18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18页。
19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102页。
20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前言第5页。
21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172页。
22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200页。
23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206页。
24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94页。
25 周礼全主编：《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第1页。
26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50页。
27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153页。
28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48页。
29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50页。
30 参见崔清田主编：《今日逻辑科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1—134页。
31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117页。
32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5—6页。
33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64页。
34 温公颐：《中国中古逻辑史》，第10页。
35 温公颐：《中国近古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44页。
36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259页。
37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25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39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259页。
40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259—260页。
41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244页。
42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第315页。
43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44 温公颐：《中国中古逻辑史》，前言第5页。
45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16页。
46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17页。
47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17页。
48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17页。
49 温公颐：《温公颐文集》，第371页。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温公颐的学术成就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