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特殊群体职业风险应对措施 本文关键词：应对措施，群体，风险，法律，职业
法律特殊群体职业风险应对措施 本文简介：摘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到来，法院逐渐成为汇聚着各种矛盾纠纷的风口浪尖，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诉讼增加，法官做为特殊的职业群体，总是处于矛盾纠纷的最前沿。很大一部分当事人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寄于法官过高的期望。一旦裁判结果与期待不一致时，或其他有损己方利益情况下，便迁怒于法官。
法律特殊群体职业风险应对措施 本文内容：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到来，法院逐渐成为汇聚着各种矛盾纠纷的风口浪尖，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诉讼增加，法官做为特殊的职业群体，总是处于矛盾纠纷的最前沿。很大一部分当事人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寄于法官过高的期望。一旦裁判结果与期待不一致时，或其他有损己方利益情况下，便迁怒于法官。甚至将其对社会制度、各种现状的不满统统宣泄在法官身上，致使法官在办理每一个案件或者处理其他任何有关事宜时，都有遭受人身、财产利益受损的可能。
关键词：职业风险；错案追究；司法定位
一、法官职业风险的抽象化归类
（一）法官职业风险的相关定义
所谓职业风险，是指因某种职业伴随而来的，可能对从事某种职业的群体生存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的总和。而法官职业风险，就是与法官职业伴随的，可能对法官生存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和环境等不利因素的总和。与一般职业风险概念相似，法官职业风险同样存在着能预期的不确定性和人为性的因素，而法官职业风险与司法制度的设立和司法规律运行的本身存在高度的关联性。
（二）法官职业风险的归类
1.人身安危的风险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诉讼增加，使得法官总是处于矛盾纠纷的最前沿。由于当事人对法官寄以太大期望，会把败诉的风险迁怒于法官，虽然这种风险的发生几率是极其偶然的，但是在基层法院，法官在办理每起案件之时，都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有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和危险。再加上具体的案件数量增加，已经直接对法官的身心造成着巨大影响，增加了法官的职业风险。2.错案追究的风险造成错案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司法规律的局限性。二是法官因贪腐而枉法。法律事实只能无限接近但不能完全等同于客观事实，法官只能对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负责——这是法官本应遵守的司法规律，如今却成为法官一大的职业风险。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冲突时，法官必须且只能依从规则。但由于传统意识影响，依法判决极容易造成当事人的信任危机。这时的法官已不是处于裁判者的地位，而是在道义上成为一个弱者的角色，背负起不应由其承担的责任。一旦出现错案，除了当事人的指责、内部考核成绩会因此降低，经济利益及名誉也会受损，甚至个人前途也因此面临严重影响。3.终生担责的风险法官职业本身的危险还可以预料得到，而来自体制本身的障碍，则难以扫除。现行体制对法官职业冲击最大、产生最无法估量风险的莫过于信访终生担责制度。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的突出，涉诉信访的数量越来越多，且越级访、进京访更是层出不穷。为了应对涉诉信访，人民法院采取信访复查、责任倒查、终审责任制等一系列措施。只要当事人对个案信访，案件的经办法官就要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不厌其烦的判后答疑，还要频繁地应付各级相关部门要求写出各种汇报材料。这样的风险，让法官在执业过程中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二、法官职业风险的防范
针对上述分析的因与司法规律性相悖离的现象而产生的种种法官职业风险，笔者认为应当在深入剖析风险成因的基础上，从现象的本质出发，理顺政党与司法关系，找寻合理的司法定位，构建科学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同时深入借鉴西方各国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一整套成熟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着力从制度层面对法官职业风险进行防范。
（一）理性回应政治需求，理顺司法定位问题
在构建法官职业风险的防范机制方面，如何处理好法院与执政党的关系成为了重中之重和首要的任务，也就是如何弱化法院的政治响应性和行政执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院的法官作为践行依法治国法治理念的主要且特殊群体，其职业风险的防范与职业保障，注定是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加强党对法院领导，重视法院的政治响应性，不代表不能对党的领导方式、法院响应方法进行改善。相反，要充分发挥政党的作用和应用政治响应性的特性，维护司法权威，从而保障法官权益。
（二）摒弃司法官僚制，构建科学管理体制
如前所述，司法官僚制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违背了司法权运行的规律，严重阻碍了司法核心价值——公正的实现，导致法官的职业风险或主动或被动地出现。摒弃层级化管理制的司法管理体制能够还原司法程序本有的纠纷解决判断功能，为下一步的司法程序改革，如合议庭制度的巩固、案件签发制度修正等，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摒弃司法官僚体制的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改革会牵涉到司法管理体制的程序特征和结构特征等各个方面，例如审判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分工的细化、非法官工作人员规模的压缩、规制的放松、自由裁量的复兴、法官惩戒制度等，而其中实现法院内部结构的扁平化和审判权的一元化。通过层级压缩、淡化法官之间的等级观念、尤其是对行政职级追求方面，弱化法官的晋升激励，回归正常的价值取向，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在法官之间的平行配置，实现审判决策的真正平等，让法官真正是在为自己的决策而负责，而非承受他人造成的风险。如：将行政管理职能从审判中分离出去，取消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行政职务，保留、首席法官、大法官等称号，同一级法院中所有法官的审判权、行政级别、法官等级、物质待遇等尽可能平等一致。
（三）完善法官职业保障机制
1.废除错案追究制度。笔者认为，虽然《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法官权利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官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但是要目前的错案追究制、责任终身制等实际操作行为早已使得法官任职保障制度形同，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废除错案追究制这一完全违背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恶劣机制。错案追究机制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项具体制度，自从20世纪90年代在秦皇岛市法院系统率先推行以来，随后在全国法院系统得到了全面推广。应当承认，错误追究制度的实施，出发点是制约法官裁判权，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尽管如此，该制度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之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弊端，严重强化了法官的职业风险，极不利于法官职业保障。2.司法豁免权制度的建立。废除错案追究制以后，为避免因制度空缺而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应当采取相应的善后措施，那就是尽快建立法官的司法豁免权制度。因此，完善法官的司法豁免权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并把它作为防范法官职业风险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中。具体而言，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明确建立“法官职业权利予以特殊保障”的原则，在废除《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五条禁令”等的基础上，重点宣传法官履职行为受到法律严格保障、法官职业行为原则上不受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的追究等观念和意识，并将司法豁免权或者说对法官的特权保障的原则性规定写入宪法。第二，参照县区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保障手段，给予法官以类似人大代表般的特殊保护。为了保证法官基本的人格尊严以及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案件，应规定法官需要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其因职务行为而被追究责任的范围、程序需要被严格界定。对于法官的拘留、逮捕、审判乃至行政处罚责任、纪律责任等处分行为，做出严格的实体限制和程序限制。如在省级以上人民法院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或者法官资格委员会等类似机构，未经省级以上法官惩戒委员会等类似机构同意，任何机关不得对法官进行拘留、逮捕、审判、羁押、管制、行政处罚、纪律追究等各类处分，对法官进行批捕必须经省级以上检察院同意或者经法院决定。第三，赋予法官一定的特殊权利。如处理案件的自由，赋予法官在执行司法审判职能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和发表的言论绝对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并且法官对于其在执行审判职能方面的有关事务，享有免负出庭作证和接受询问义务的特权等。对此，可以建议出台相关法律如《人民权益保障法》予以释明，对于法官的特权予以明确，对于法官的追责事由、程序、方式、结果应用等予以严格界定和限制。结语：总之，意识形态上政治响应性和实践操作层面的行政执行性司法官僚制的管理体系和职业基本保障缺失，要求法院和法官们最大限度克制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满足于充当执行工具或者“喉舌”的作用，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党、权力机关乃至代表他们的政府以及监督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和各种号令，一味迎合各种不适当的激励，以至于忽略了民意对司法的本质诉求，从而导致法官成为民众诉求与体制缺失之间的夹缝者和最大的牺牲者，也造就了法官职业今日的种种风险与不堪。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上正确进行司法定位，理顺管理体系，完善职业保障机制才能彻底改变目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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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素琴 单位：福州工商学院
法律特殊群体职业风险应对措施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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