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借贷迷局
《借贷迷局》：法学与文学融合的任性式试验
田荣华
初读翁华杰先生的《借贷迷局》，笔者被“惊”到。这部小说有别于笔者阅读经验里的任何一部小说，它没有史诗般恢宏的架构，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繁复的叙事技巧……但它的确很特别，笔者认为，它是一次法学与文学融合的任性式试验。
作者以作家和法官的双重身份创作，以某基层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为主线，讲述了当今社会普遍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
借贷迷局扣人心弦
小说以悬疑式的开头迅速抓住了读者的眼球。2013年12月6日下午，蓬山县人民法院15号法庭内正在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王彩凤以被告出具的一份借条为依据，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但原告提供的借条并没有写明借款利息和还款日期。被告胡平辩称已经还清了原告的100万元借款，并提供了分十次汇款给原告100万元的凭证，原告代理人钱益取提出被告没有事先把证据副本交付法庭，要求延期开庭，法官杨忠采纳了钱益取的意见，宣布休庭，要求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更为充足并符合客观事实的证据。
借条上面为何不写明借款利息？如被告已经还清了贷款，为什么没有向原告收回借条？原告出借给被告100万元后，被告为何11天后即返还原告30万元？双方如何去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每个人内心潜藏着的“福尔摩斯”开始蠢蠢欲动。借款11天后即返还的30万元引出了王彩凤的助手田莹莹以及田莹莹和胡平之间的感情纠葛，继而引出了顺帆船业和佳园房地产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民间借贷又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的真相。拔出萝卜带出泥，随着借贷内幕的一层层揭开，牵涉其间的讨债人“八爷”抢劫案终于浮出水面。小说的节奏是紧张的，作者不停地“抖包袱”，冲突一步步展开，秘密
一点点揭露，避免了讲述的平铺直叙和结构的松弛。作者凭借强大的叙事能力，借助扣人心弦的情节，逐步营造了紧张的小说气氛，形成了曲折多变的小说结构。庄严的审判和繁复的诉讼在作家的笔下变得骨络清晰，可观可感。
法理情理入眼入心
全书共20章，与法院相关的审判工作、法律法规、法官生活等内容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作者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法官身份，这个身份使得他在作家和法官之间不停地转换、纠结，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但他将抽象冰冷的法理融入真实的故事之中，让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诉讼程序深入到读者的眼中和心里，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创举。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比例在法院的民商事案件中逐年上升，处理纠纷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不断增加，法律滞后的情况下如何依法有效地解决民间借贷纠纷？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法律关系分解到角色的一个个具体行为中，将法官办案中认定证据、适用法律的过程形象地展现在文本里，使公众对现有的以及即将出台的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易于接受和理解。
透过案件本身，读者了解到了P2P网络借贷、高利贷等民间借贷的利弊，身临其境般体验到了申请回避、财产保全、解除财产保全、依法调查取证、交换证据、证人出庭作证、开庭审理等场景。作者不局限于庭审，而是以庭审为线索，着力描述诉讼当事人以及律师运用法律、实现自己诉讼目的的心理状态和收集证据等过程，从民间借贷的视角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和法律关系的某些状态，好比讲了一堂完整的案例课，使读者感受到法理和情理相通，运用法律事实，洞察客观事实真相的法律精神和艺术境界。
悲悯情怀感人肺腑
令笔者感动的是小说中洋溢着一种情怀，从文本里笔者看到了以杨忠和董世明为代表的法院人对司法公信力的不懈追求。
40多岁的杨忠长期在民商事审判庭从事审判工作，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审判经验，像他“这样科班出身有经验的审判员，就是担任庭长也不为过”，却坚持在审判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
董世明是杨忠的大学同学，九十年代初与杨忠一起分配到蓬山县法院办公室工作，后选拔到乡镇担任副镇长、镇长，于2013年12月被任命为法院副院长，2014年1月担任院长。董世明了解到蓬山法院受案最多的民事纠纷是借贷纠纷时，决定和杨忠一起做调查研究，以依法处理好民间借贷纠纷，正确引导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规范化的环境中活动。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杨忠完成了调研文章《民间借贷的成因、特点及规范引导》；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杨忠凭借公正的信念以及审判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逼得“潜规则”在法庭上无处躲藏，其隐蔽性终于公开化，使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王彩凤和胡平的借贷纠纷结案了，但小说的结尾部分写出了他们两个人新的商业思考却刚刚开始。
在小说中，杨忠代表着专业水准，董世明则是领导力量的化身，二者互为表里，专业化人才与领导的亲密协作酿造了醇酒：民间借贷的存在价值和运行弊端、法律法规及审判规则在处理民商事审判上的“弊端”和“漏洞”、法律权力的运用、民商事审判中法律的选择、“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者无权，判者无责”的审判现状如何改变……等等，作者在小说中给出了较为恰当的交代。
在这个略显寂寥的初冬的夜里，两位胸怀天下、心忧百姓的法院人从黑白相间的纸页向笔者走来，走着走着，他们合体成为了文字背后的作者，这位有着悲悯情怀的男子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孑然独立，低吟着屈子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篇二：AIG 股票迷局!!!!!!
美国国际集团的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其约29%的股份为管理层所有。而根据美国国际集团2003年的委托书(proxy statement)所显示的数据（如上表）来看，格林伯格本人和整个管理层在美国国际集团直接拥有的股票并不多，分别只占1.74%和２.07%，他们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控制主要通过两个被称为“模糊不清”的公司控制：
１、首先，公司40,000名员工中，约有1,000名有优先购股权
２、约300名被集团视为特别宝贵的人才得到集团奖励的一种奇特形式的限制性股份，如果他们留在公司直到65岁，他们将一直拿到这样的奖励。这种限制性的股票计划，使这300名持有者得以参与入股在巴拿马成立的斯塔尔国际公司（Starr International Co.，SICO）。斯塔尔国际公司拥有AIG股份的16.2%（最近价值140多亿美元），它是AIG最大股东。这笔股份数目太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提起收购AIG的原因。
３、还有另外一个叫做C.V.斯塔尔（C. V. Starr & Co.）的公司；大约40名AIG最最宝贵的人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斯塔尔公司有这样几个特点：它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控制了AIG的2.4%的股票，从而强化了对被收购的防范性；它是一家与AIG有业务往来的保险代理行的集合体；斯塔尔公司也是每一位有雄心的AIG的管理人员希望被邀参加的“成功者”俱乐部。管理人员参加这个俱乐部，需要交纳一笔入门费，也就是购买分配给他的斯塔尔公司股票的费用。而格林伯格持有斯塔尔公司25%的股票。
美国国际集团：咄咄逼人高深莫测
【2004.10.25 19:12】 来源：动力在线网作者：卡罗尔·卢米斯
格林伯格从 60 年代时就 开始掌管这个庞大的 保险公司，成就斐然。 问题是：他还能领导这 个公司多久？
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以下简称 AIG）董事长莫里斯·雷蒙德·汉克·格林伯格（Maurice Raymond “Hank” Greenberg），今年 5 月份就 73 岁了。他常常听到别人问及他退休的打算，问得如此频繁真让他觉得烦恼。2 月的
一天，在他纽约办公室的接待间里，墙壁上镶嵌着雅致的中国朱红色木板墙围。他坐在宽大的皮椅上，看坐在旁边的客人，对刚刚提起的有关退休的问题闪烁其辞：“我感觉很好，我喜欢我所做的工作，也没人请我去做其他工作。”
咱们还是歇口气，让物色高级经理人员的猎头公司去忙活吧。几十年来，格林伯格就像美国电视剧人物杰克·本尼（Jack Benny）
那样年轻不老，但要是让他认真地考虑去另谋他职，无异于要他卖掉精心收藏的中国艺术珍品。在最出色的金融服务企业中，格林伯格高超的管理才能以及 AIG 长久不衰的非凡业绩受到了人们普遍和热情的赞赏。
认真地想一想长久以来的情况吧。今年是格林伯格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第31个年头。他在1968年初刚刚出任此职时，AIG还是一个私人公司，而1969年还没有过完，他就使公司公开上市了。当时，AIG的市场价值约为三亿美元，主要是靠内部发展，而不是发行股票。如今，AIG的市场价值已达880亿美元。请记住，AIG的增长来自于竞争极其激烈、利润菲薄的保险行业，而在近年来,像AIG这样的“多种经营”企业，都是在艰难中展业的。这些既卖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也卖人寿保险的公司的确是在困顿中求生存的。山迪－维尔公司（Sandy Weill）已经吞掉了旅行者公司（Travelers）的全部和安泰保险公司（Aetna）的大部分业务；信诺环球保险公司（Cigna）也因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所困而步履维艰。 上述情况或许可以说明，要经营这样的大企业是多么的困难。而在这里，AIG这样一家业务结构最为复杂的公司，却蒸蒸日上。它的业务遍及130个国家和地区，管理着300多个保险业务分支机构。在过去的十年中，它还忙于──有时不顾别人非议地──收购其他业务，诸如飞机租赁，这是它根本不在行的业务。
所有这些完全归功于有汉克·格林伯格的领导，不论出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总能运筹帷幄，令公司获利甚丰。他掌管公司31年以来，公司股票价格只有一年往下跌过（1984年是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最艰难的一年）；在除此之外的整个31年中，AIG的股票以年复合增长率19% 的高速度攀升。这一增长率在过去十年放慢到12%。但是，AIG现在是一家大型企业，名列 1997年《财富》杂志美国最大500家公司排名榜第26位，的确很难再以赛马般的速度猛奔了。
不过，这并没有使骑手格林伯格不再扬鞭催马。人们应该知道，格林伯格有一种魅力，但他很严厉、严格、急躁、说一不二、不知疲倦、不屈不挠，几乎所有形容魄力和决心的词汇都不足以尽述。这样的性格与低于12%的增长率是不相容的。格林伯格全力以赴，至少要实现15%的增长率。去年，他把增长率拉到了15.9%（AIG利润收入为33亿美元）。
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因为1997年受到了亚洲经济危机的强烈干扰。对AIG而言，亚洲非同一般：那是它的发祥之地。AIG是《财富》杂志美国最大500家公司中唯一诞生在亚洲的公司。1919年，一位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斯塔尔（Cornelius Van Der Starr）的加利福尼亚人在上海创建了AIG ，当时他资金不足，年仅 27 岁。斯塔尔经营了49年之后，传给了当时已经在AIG工作了八年的格林伯格。（请注意这个非同一般的事实，在 AIG漫长的历史中，它只有过两名董事长。）
今天，AIG在亚洲仍有巨大的财产和意外伤害险和寿险业务。去年，它在远东获得的税
前利润为17亿美元，占公司总利润的三分之一以上。远远超过了花旗银行（Citicorp）在这一地区的利润收入（12 亿美元），也超过了可口可乐在远东和中东两个地区赚取的利润总和（15 亿美元）。 AIG 去年在远东获得了巨额利润，这表明这一地区的业务为保持总公司的经营业绩作出了贡献。但是，和以前相比，它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有所减少。由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紧缩，AIG 在近期乃至较长一段时间内如何在这一地区展业就成了问题。股票市场也为此担忧：最近几个月里，由于亚洲的经济坏消息，AIG股票数度下跌。去年12月，格林伯格甚至专门同股市分析家们促膝相谈，以消除他们的担心。
但是，能真正使股市消除疑虑，使AIG的股价连创新高的，还是AIG在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利润收入照旧不断增长，而且取得了特别良好的业绩。总之，格林伯格再一次证明他有自己的经营之道。这一次他是以他在过去十年中在金融服褚等〉玫慕救顺杉ê退诠镜母鞲霰呓顷戈箍鄢隼吹睦螅缭诓ɡ嫉氖傧找滴瘢谟⒐牟葡蘸鸵馔馍撕ο找滴瘛?这里所叙述的只是细节──只是格林伯格把公司经营得井然有序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华尔街人士已经放弃对这家公司进行分析，认为它太复杂，甚至神秘莫测。不过，他们信心很足，认为格林伯格会继续获利。
这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格林伯格之后，将由谁来使公司继续赢利。也许，格林伯格会跟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那样，巴菲特曾开玩笑说：在他百年之后，他将以自己的灵魂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但是，在 AIG ，另有一种可能的做法，即是以另一位格林伯格继续经营。去年，公司董事会让董事会成员、60岁的托马斯·蒂泽奥（Thomas R. Tizzio）辞去 AIG 总裁的职务，以便让位给格林伯格的二儿子、今年 43 岁的埃文·格林·格林伯格（Evan Glenn Greenberg）──后来又加上首席经营官一职。（蒂泽奥作为财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的元老，担任公司高级副董事长）。埃文在AIG工作了23 年，在许多不同的部门任过职，还曾全面负责日本业务。在公司内部，普遍认为埃文会接替格林伯格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在公司外的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任人唯亲”。上市大公司子承父业的事例毕竟还是有一些的。例如，IBM 的托马斯·沃特森斯父子（Thomas Watson）、第一银行（Banc One）的约翰·麦科伊父子（John McCoy）和摩托罗拉的加尔文父子（Galvin）、罗伯特（Robert）和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但是，在管理人员专业化的世界，这种父授子位的事还是让人惊讶。例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后代去经营通用电气公司（GE）或约翰 里德（John Reed）的孩子去接管花旗银行该是怎样的情景？ AIG 的内部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因为格林伯格的长子、今年 46 岁的杰弗里（Jeffrey），在 1995 年前一直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显然也是他父亲接班人选的竞争者。不过，杰弗里在几年前已经离开AIG ，并很快成为美国最大的保险代理行、与AIG 有极大业务往来的马什·麦克莱楠公司（Marsh & McLennan）风险投资部的负责人。杰弗里和他父亲都不愿解释他离开公司的原因；就连《财富》杂志仅仅提起这件事，也使格林伯格十分恼火。
倒是埃文最近给了我们一点提示。他说：“杰弗里就是想做些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局外人认为，杰弗里是想离开 AIG 那种紧张、专断和公司高于一切的环境。不管怎么说，杰弗里跟他老子一样，正往最高位子爬呢。在马什·麦克莱楠公司，杰弗里被人们认为是一位精明、善于分析的管理人员，很可能接替 64 岁的“伊恩”·史密斯（A.J.C. “Ian”Smith）
担任首席执行官。 留在公司并已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埃文，往往被认为比其兄精明不及，而“直率”有余（也就是说他遇事能很快地拿出主意，并随即采取行动）。埃文更像他父亲的固执，甚至还有点“粗钝”，一位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另一位见过埃文工作作风的保险公司高级经理人员说，埃文并非“工具箱里最得力的一把工具”，但很多人认为他非常聪敏。还有一点要知道的是，埃文从小就桀傲不驯，是少数敢于坚持己见、顶撞格林伯格的人之一（参见14页另文）。 虽然很勉强，父子俩最近还是出面回答了为什么埃文有资格担任总裁的问题。埃文说：“我父亲是非常有原则的人。他建起了这个公司；他热爱这个公司。他为了公司的发展，尽心竭力，作出有力的决定。如果他心里没有绝对的把握，就不会作出让我出任这一职务的决定──在这一点他可能比我更有把握。”接着，他又说，AIG 董事会和一批在职的、退休的经理们的意见也起了作用，他们看起来意见一致 。
在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时，格林伯格回忆说，AIG 历来是个“以家庭为方向的公司”，雇用了“几代”的家庭成员。“但是，我不会只那么办事。我将提出和挑选最佳的人才，”──不管他是谁──“我认为有能力管理、有能力领导公司的最佳人才。”那么，埃文是不是这样的人才呢？格林伯格回答说：“绝对是。”
从某种程度上讲，家族管理还合 AIG 的风格，因为在历史上它看起来就像是个由私家掌权的上市公司。现在，它拥有位于纽约市北面莫尔法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和曼斯费尔德山公司（Mt. Mansfield Corp.），该公司拥有位于弗蒙特的斯多维滑雪场。更重要的是，AIG的所有制结构最为奇特。这在今年甚至引出了它和桑当特公司（Cendant）谁该支付30亿美元，购买迈阿密一家信用保险公司──美国银行家保险公司（American Bankers Insurance）之争。AIG中途退出了这场价格战，获得了一亿美元的抚慰金，算是桑当特公司赢得了这场收购战。价格战期间，两家公司相互攻击。桑当特指责AIG 被“模糊不清的集团外公司”所操纵。
我们不妨来解析指责的原由，确实，AIG的29%的股份为管理层所有，而对这些股份的一部分控制权是通过一些私人公司来实施的，这些私人公司的特点仅仅在AIG的代理人声明中含糊其辞地描述过。至于形容词是否恰当，可以说，“模糊不清”还不如“近亲繁衍”更达意些。
对股份的控制大多源自对员工的奖励计划。首先，公司40,000名员工中，约有1,000名有优先购股权──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次，这1,000名员工中约有300名被集团视为特别宝贵的人才得到──有可能每年都会得到──集团奖励的一种奇特形式的限制性股份，如果他们留在公司直到65岁，他们将一直拿到这样的奖励，（这家公司真是一个给人带上金手铐的行家里手）。这种限制性的股票计划，使这300名持有者得以参与入股在巴拿马成立的斯塔尔国际公司（Starr International Co.，SICO）。这家公司，也就是桑当特所说的“模糊不清的公司”。斯塔尔国际公司拥有AIG股份的16.2%（最近价值140多亿美元），它是AIG最大股东。这笔股份数目太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提起收购AIG的原因。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叫做C.V.斯塔尔公司（C. V. Starr & Co.）的怪东西；大约40名AIG最最宝贵的人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斯塔尔公司有这样几个特点：它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控制了AIG的2.4%的股票，从而强化了对被收购的防范性；它是一家与AIG有业务往来的保险代理行的集合体；斯塔尔公司也是每一位有雄心的AIG管理人员希望被邀参加的“成功者”俱乐部。管理人员参加这个俱乐部，需要交纳一笔入门费，也就是购买分配给他的斯塔尔公司股票的费用。可是，谁还在乎这点钱？很多公司管理人员清楚地
记得他们被告知有资格加入这个俱乐部时的快乐心情。埃文说，接下来的高兴时刻就是成为斯塔尔公司的董事了（他自己就是一名董事），再接下来就是该接替格林伯格了──格林伯格持有斯塔尔公司25% 的股票。
所有这些表明，持有斯塔尔公司股票不仅仅意味着金钱了。当然，金钱还是少不了的。斯塔尔公司所拥有的AIG股份价值不断上涨──至今已涨到21亿美元，还分过红利。此外，它还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这让我们有机会从近亲繁衍的角度来观察这家公司。这家由AIG高级经理人员拥有的私人公司，为AIG制定政策、收取保费，从中获取酬报。去年，AIG给斯塔尔公司的净报酬为3,200万美元。这不是斯塔尔公司的全部利润，因为它还得支付一些开支。 付清开支后，余额就归这40个人了。
唯一的问题是，斯塔尔公司股票的持有者，在他们65岁之前不能出售全部的股票。这副金手铐，再加上斯塔尔国际公司，就把高级人才牢牢地捆在了AIG的身上了。一位业内人士还记得，在90年代初，他试图把 AIG 当时的首席财务官、现在的首席投资官兼金融服务负责人爱德华·马修斯（Edward E. Matthews）挖走的情形。谈何容易，因为马修斯说，如果他要离开AIG ，那就得交出3,500万美元。这还是几年前的事，那时AIG 的股票价值和眼下相比，有点小巫见大巫。
就格林伯格而言，他拥有斯塔尔股份的25%，在斯塔尔国际公司里也得有价值好几百万美金的股份（尽管没有透露过）；在AIG有1,620万股的股票，近来价值高达20亿美元。如果想证明：格林伯格并非是因为想赚钱而不离开AIG的话，这就是证据。 在过去几十年里，格林伯格积聚了这么多的财产；这期间AIG有40个人（真的，全部是男人）也都上升到了斯塔尔公司的最高层。与此同时，AIG 的管理层，由于许多人员的流失，也逐渐缩小。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AIG的情况。《财富》杂志还了解到了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因为我们对 1987 年和 1988 年公司年报上登载照片的经理人员的情况作了核校。（1988 年以后的年报中，AIG刊载的照片减少了）。在 60位年报上登过照片的人员中，23位还在公司服务，21位已退休或去世，有16位之多已辞职离开公司。
这些离开公司的人中间，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因为不是姓格林伯格而觉得晋升无望，从而另谋高就。许多保险公司，就因为吸收了这些原来的AIG的管理人才，而使业务得到发展。但是，在这批离开的管理人员中间，也有不少人的能力，就是无法达到格林伯格的要求。AIG 里有人就说过，“他（格林伯格）对能力差的人一点也不客气”。
实际上，对偶然向他视为要紧的事情提出异议 如何使他的公司正确运作，即使挑战者很有能力，格林伯格也毫不客气。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霍华德·索森（Howard Sosin）了。索森在1987年由德莱克赛尔公司（Drexel）来到AIG ，带来了那种以后成为AIG打进金融服务业的核心手段的复杂的金融产品销售业务。到1992年时，索森所在的部门──AIG金融产品部已经获得税前利润约1.72亿美元。
然而，困难在於索森打算全力出击，加快利润回收（他自己能得到一大部分），这带来了金融保守派格林伯格不能容忍的风险。实话直说，更深层的问题是，索森和格林伯格两人都热衷于控制别人，但是一山不容二虎。1993年初格林伯格宣布说，索森将因“意见相左”而离开公司。那年AIG还特别将索森上报的业务利润扣减。与此同时，格林伯格挑选新的经理，并按自己的思路恢复业务。此举看来已有成效：去年金融产品部的税前利润达 2.41 亿
篇三：中国的金融迷局与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的金融迷局与全球经济失衡（一）
2008-11-3
作者：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莱比锡大学，贡特尔·施纳布尔（Gunther Schnabl）；
国研网编译 来源：麦金农个人主页 2008年8月12日
摘要
中国的金融迷局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大量储蓄（贸易）盈余导致了货币错配，因为中国是一个不成熟的债权国，不能以人民币进行国际借贷，进而使得国内金融机构的外币债权（主要是美元债权）不断积累；第二，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都错误地将外贸盈余归因于“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为了安抚（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兑美元以每年6%或更大幅度逐步升值。从2004年开始的可预测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及从2007年中期以来美国利率的下降，不仅吸引了热钱流入中国而且抑制了中国私人资本（为平衡巨额贸易盈余）的流出。与此同时，在对人民币汇率的单向投机无法再像2005年-2006年那样被中国较之美国相对较低的利率所抵消时，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必须进行大规模外汇市场干预来阻止人民币的逐步升值，从而使其成为该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介。
尽管人民银行付出了巨大努力来冲销储备资产增加所引起的货币效应，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在上升，同时过剩的流动性继续外溢到世界经济中。对于美国和欧洲的价格水平而言，中国已经从一股通缩力量转变为一股通胀力量。由于货币错配，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既不可行也不合适，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会减少中国的贸易盈余。而中国政府针对贸易盈余所进行的货币控制以及私人机构为平衡（finance）贸易盈余而投资国外都要求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回归至类似于1995年-2004年的固定汇率状态。如果任何最近重新设定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可信的从而可以作为货币锚，那么，敦促人民币升值的“攻击行动”必然会结束。
稳定汇率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获得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并缓解通胀压力。只有这样，中国政府才能采取决定性步骤，通过减税、增加社会支出，提高股息分配率来减少贸易（储蓄）盈余。但是只要经济保持过热状态，政府就会对采取这些减少贸易盈余的措施犹豫不决，因为这些措施会在短期内产生通货膨胀效果。
1、引言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贸易盈余（净储蓄盈余）一直呈螺旋式快速上升，到2007年，经常项目盈余达到359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10%，这几乎占到美国当年7500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美国GDP的6.1%）经常项目赤字的一半，并且如果近期趋势得以持续，很快将会超过一半。当然，只有中国的净储蓄下降（如图1所示的储蓄减去投资）以及美国的净储蓄上升（在房地产危机时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这种贸易失衡在长期内才能被修正。
图1：中国和美国的储蓄－投资余额及经常账户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WEO）、国际金融统计（IFS）
但是近期中国面临一个金融迷局。由于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同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已经以每年大约6%的幅度缓慢地稳步上升，并且这个升值速度预计将持续甚至加速。由于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单向投机，从2004年起，中国巨额经常项目盈余的100%以上已经由不断增加的官方外汇储备来支持。
很明显，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中国与德国、日本等其他拥有大量储蓄盈余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对应着私人短期和长期资本的流出。是外汇限制的问题吗?至2007年，中国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对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资本流出的外汇管制，而个人境外旅游拥有大量外汇额度。尽管现在海外投资可以自由地进行多元化，但私人（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个人却拒绝这种做法。相反，尽管多少有些徒劳，但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一直在努力限制热钱的大规模涌入。
这种异常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因为所有外汇市场的参与者现在都预期人民币兑美元将继续升值，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持有美元资产。在美国利率异常偏低的情况下（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仅为2%），这种不情愿情绪进一步加剧。
所以此时在国际金融里我们对“全球失衡”这一概念的两个意思进行区分。第一，巨额储蓄失衡遍布全球，反映在美国的大量贸易（储蓄）赤字和中国、德国、日本、石油出口国及许多小国的大量贸易（储蓄）盈余上。第二，中国对美国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反映在金融中介上是进一步的巨额失衡。中国的贸易盈余并没有伴随着私人资本的正常流出，使得中国央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其中部分已投资于美国国债。
存在两种类型的全球失衡，全球储蓄-投资失衡是此刻最众所周知的也是短
期内最棘手的。在不对汇率构成扰动的情况下，大债权国共同减少过剩的储蓄，
与此同时美国增加净储蓄的这种再平衡在长期内当然是可能的。然而，净储蓄倾向的全球再平衡最好领先于汇率稳定。
因此，我们首先集中于国际金融中介的失衡和中国货币控制的损失的子问题上。美国从2007年8月开始的削减利率从而使对人民币升值的单向投机加剧，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干预来买入美元并向经济中投放基础货币。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目前的货币僵局，我们首先对自1979年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以来的中国外汇政策的简要历史进行回顾。
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三个阶段
冒着过于简单的风险，图2将中国汇率制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94年之前的货币不可兑换和汇率贬值，从1995年到2005年7月21日的固定美元汇率，以及其后直到2008年中期的可预见的缓慢的升值。
图2：1980年至2008年间人民币/美元汇率
来源：IMF
第一阶段
1994年之前，中国的货币严格规定为是不可兑换的。这一阶段存在多重外汇汇率（官方汇率和对全国不同地区制造业新出口商品的浮动兑换汇率），及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管制，并且进出口贸易必须通过国有外贸公司来进行。20世纪80年代时，所谓的“气锁系统（airlock system）)irlock system一些用于资产。当者现在都预计”使仍受中央计划影响的国内相对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隔绝——除了几个东部沿海的新兴经济特区。
因此在这一阶段没有本国货币与外汇价格间的自由套汇，所以官方汇率如何确定是任意的。图2仅仅显示了官方汇率从1979年的1美元对1.5元人民币逐步贬值到1993年年末的1美元对5.8
元人民币的过程。然而，对进出口的刺激
和国内价格水平都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严格的汇率控制阻止了热钱流动。但是官方汇率并不十分具有经济意义。
第二阶段
1994年是中国在国内税收和外贸机构方面进行全面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一年。中国管理部门取消了对经常项目交易（出口、进口、利息和股息）的外汇管制并且统一了汇率。同时也取消了对制造业出口商品的单独和更有利的汇率。1996年中国正式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关于经常项目可兑换的规定。
1994年建立的新的统一官方汇率为1美元对8.7元人民币，这比较接近之前互换汇率的平均值。事实上，这表明官方汇率从1美元对5.8元人民币大量贬值，但是从1993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高通货膨胀时期。图3显示了官方汇率的名义贬值大约和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为同一数量级（1994年为20%）。随着汇率的统一，如果存在实际贬值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图3：人民币/美元汇率和中国－美国通胀差
来源：IFS
到1995年，名义汇率已经稳定在大约1美元对8.28元人民币的水平，并且保持了十年之久——即我们所说的第二阶段。这种固定汇率的主要动机是锚定本国价格水平和稳定增长率。图3显示到200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率）趋同于到美国。
在此前货币不可兑换的阶段，这要追溯到1979年当自由化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经受了“过山车”式的波动——同1993
年到
1995年（图4）随着高通货膨胀率一起达到峰值。随着仅处于雏形阶段的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及直接价格控制的逐步放松，人民银行只通过国内方法很难锚定总体价格水平。这样1994年汇率制度的统一，以及1996年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进展，提供了一个采用更稳定的外部名义锚的机会。图4显示由于直到2005年7月21日汇率一直固定在1美元对8.28元人民币，中国的通胀率和实际产出增长周期曲线变得平坦——同时通货膨胀率回落到美国的水平。
图4：1980至2007年间，实际GDP增长率和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
来源：
IMF
《
办公室升值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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