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当代青少年孝感意识的重塑
当代青少年孝感意识的重塑
摘要 通过对孝文化发展的追寻及对当代青少年孝感意识缺失原因的探寻，使当代青少年了解孝文化发展渊源及社会功能。通过传统孝文化中的有益理念感染青少年，使其产生孝感意识，增强其责任意识，以此影响他们的行为，最终实现青少年孝感意识的重塑。
关键词 孝文化 青少年 重塑
一、孝文化的社会功能与积极意义
孝文化于家庭，突出强调了个人对家庭(家族)生殖繁衍的职责和义务。孟子曾经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孝道思想的产生与当时中国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以及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的社会环境相关联，是古代中国历史状况在人口思想领域的一种自然反映。孝文化强调家庭对老年人赡养的职责与义务。任何民族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财富的产生，都曾与其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血亲关系是最牢固的纽带。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态，这种具有血缘化农耕性的封闭式家庭生产生活方式，使古代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都主要依靠家庭这一载体来完成，而以家族为中心的生存(生产、生活和交往)状态，必然地要构成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养儿待老，积谷防饥”的民谚。这一“孝道”思想，在长期演进中，转化成了中国文化关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准则。孝道中强调对父母的赡养，其中包括养亲与敬亲两个方面，敬亲是子女对父母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内在亲情的道德要求，体现了人的文明和教养程度。同时，孝是“齐家之宝”。《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因为修身齐家在于孝。按古人的思想，人欲齐家，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行其孝。《礼记·大学》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如何才能“修其身”呢？《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说：“治身莫大于孝”。孝不仅有利于维持家长掌控家庭生产经营，使家庭技艺能够薪火相传。同时，孝之养亲、尊亲、敬亲等观点对于家庭治理，尤其是对于维护复合型大家庭的秩序，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简言之，孝是“齐家之宝”；孝可以治家，可以给家庭带来平安幸福。
孝文化就社会而言，其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了。首先是规范社会道德，在古
代，孝被看作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与起点。子女生下来后，最先接触的人际关系是父母，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并生发出子女对父母以及通过他们对人类的爱。孝的本质是一种爱与敬的情感与行为，因此，它是一切道德之本源。孝在古代中国的社会作用极为显著。孝文化内含着道德教育功能。其一，强调德性教育为先。《增广贤文》载：“百善孝为先”。《三字经》则更强调孝德高于智德，“首孝悌，次见闻”。一个人首先应该培养孝敬顺从的美德，而后才能够学好各种知识。其二，提倡忠诚思想。古人所讲的孝敬父母包括尊敬父母、侍养父母和顺从父母三个方面，其实质就是要亲爱父母，忠于家庭。在孝道盛行的传统社会，孝文化超越了家庭伦理的范围，提倡出孝及忠、忠孝合一，忠孝节义成为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不可否认忠孝有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一面，但是，客观上忠诚不二的思想对当时社会民众也起到了道德教育的作用。其三，感恩思想的教育。孝文化指出父母对子女有三方面的“恩情”：“一是生育之情；二是养育之恩；三是教育之泽”。[1]孝文化要宣传“感恩”意识，要求子女以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感恩”意识的培养是培植人类善良品质的基础，是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只有家庭稳定才有社会安定。在封建社会，孝是保障家庭和睦、邻里相亲的良方。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的基础，上慈下孝是家庭基本伦理规范，保证子女在父母的关爱下健康成长，父母在子女的赡养下安度晚年，维护着家庭关系的稳定。同时，孝有助于团结和谐人际关系。在封建社会早期阶段，由于孝道的约束，养成了人们温顺、礼让、兼爱的性格，孝在客观上有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发展生产力，培养人们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最后，孝增强了人们热爱和平的愿望。在孝道伦理规范生活中，人们习惯于家庭的天伦之乐，满足于平静祥和的生活，虽苦不言，虽贫不争，反对斗争，反对社会动荡，渴望和平与和谐。此外，孝有助于保证社会安定，恩格斯曾指出，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通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所以就整个社会而言，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固了社会才能得到稳定。用“孝”来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家庭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言行各有所依，这样家庭能保
持最大的稳定，从而使社会也得到稳定。这就是孝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所能起的最大的社会作用。
孝文化就国家而言，是一种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首先孝文化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工具，传统的孝文化在历史上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中国历代封建政府皆以尊老养老作为治国的根本，强化了家庭家族观念。这种在儒家文明熏陶下的东方特色家族制度在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孝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义妇贤、兄友弟恭、待友诚信、谦和好礼、处事循义、尊老爱幼，以及仁、义、礼、智、信等，这些思想虽有其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一面，但是在客观上都起到了净化社会风气、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优良道德风尚的作用。其次，孝文化是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情感基础。“孝”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由于在古代社会孝亲意识衍生出忠诚精神，由于对家庭的孝上升为对国家的忠、对民族的爱，孝悌思想使我们民族心向故土，依恋父母之邦，邦国之恋与乡土之思，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联络情感和聚拢人心的强力粘合剂，以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杜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都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写照。而作为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世俗礼仪更凝聚成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无论是“清明”祭祖、“中秋”团圆，还是“春节”探家，这种成为全国性的传统习俗，它对人心的凝聚、社会的祥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都有巨大的推动力。
总之，孝文化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社会的角度，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它其中仍然含有不合理的因素，但是它对家庭、社会、国家的和谐是大有益处的，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孝感意识，但是，当代社会孝感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个阶层的人都存在孝感意识的缺失现象，而大学生也不例外。
二、青少年孝感意识的现状及回归对策
感恩是每个人最基本的道德素养和品质操守。从孝文化的历史功能中我们可以看出，孝文化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所具有的作用。80年代以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多元，开放的国门致使西方的一些新思潮涌入中国，社会呈现一种
猝不及防的状态，传统道德观念失落，导致世风浮躁急功近利，物欲横流成了当今不可避免的现象。就青少年而言，基本的道德和操守很难保持在合理的水准，特别是感恩之心的缺失成了当今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追求自我享受,放纵自我。据道德观察报道,四川一学生因父母没有满足买手机的要求竟服毒自杀。二是上网追求刺激、荒废学业。据笔者所知,某大学一学子毕业时,不但成绩不合格,就连学费也只交了一年,父母给他的学费上网了,吃了,喝了。三是谈恋爱。青少年正是青春萌动时期,谈恋爱为正常现象,但一味沉浸下去,忽视了父母殷切之心、忽略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也就忽略了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四是赶现代,追时髦。这是现代青年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不顾父母劳动的艰辛,手机、电脑、随身听等,无所不买。五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为我着想。六是逆反心态的延长。表现为任性、固执、嫌父母烦,对父母的教诲明知正确也不接受。这些现象的实质是道德理念的不健全,没有树立社会和家庭责任感,是非孝的行为。[2]
上述呈现了青少年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冷漠态度值得冷静反思，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我国人民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和文明礼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承这一传统美德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代大学生的感恩意识的缺失、国人回馈社会意识的淡漠，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青少年感恩缺失的表现，莫不让我们心生疼痛，究其根源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家庭教育的欠缺。大量的独生子女的存在，使其备受关爱，并认为是理所当然，对父母的照顾缺乏感激。而当代父母更多的是注重子女智育的培养，而忽视教授他们如何做人的道理。
其二、社会的教育偏差。当代的教育，无论学校还是教师，视学生的考试成绩为生命，忽视德育的教化，且功利化的教育有所显现。
其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主义、个人主义等，还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回报才奉献” “金钱就是上帝”，“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认钱不认人，有钱才是老子”的处事哲学。使大学生偏离了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
其四、本人的漠视。自立意识、责任观念、感恩意识淡薄，依赖思想和享乐思想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多数从小就没有接触过艰苦生活的
磨练，体味不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其五、文化断层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封建社会那种对皇帝、上级的“愚忠”，对父母绝对服从的“愚孝”，已与当前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并逐渐消亡。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许多优良的传统美德也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在这新旧交替时期，许多人开始迷茫起来，“在思想上，人们并未真正彻底地放弃儒家伦理道德，但又深感儒家伦理已经不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伦理道德；在行为上，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大多数人既不能也无法继续墨守儒家伦理道德的成规，又不知道应该遵循何种新的伦理道德以规范自身和他人的行为，从而陷入了矛盾与迷惑中”。[3]
其六、网络的消极影响。网络是一个信息宝库，它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学习、工作与相互交流。但网络同时也是一个垃圾场，网络上渲染暴力的网络游戏、低级庸俗的网聊较为普遍，许多青少年通过网络学会的不是宽宏大量、与人为善、乐善好施，而是如何去追逐私利、满足私欲。同时，一个人如果过多地与网络打交道，沉溺于虚幻的网络世界，会导致有感情的人际交往的减少，提不起参加集体活动的兴趣，造成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淡漠，对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基于上述观点，如何对当代青少年进行孝感意识的培养试图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培养反哺意识。要让其明白，孝在家庭中，是给予者和回报者的相互行为之后所产生的社会意识。《诗经·小雅·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就是说赡养父母就是报答养育之恩。曾参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子女躯体是父母“遗体”在另一种生命形式上的延续。基于这种生命理论，残伤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残伤父母的身体，自然也是一种不孝行为。父母“全而生之”，子女应“全而归之”，这成为孝行之一。《孝经·纪孝行》有言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具体而言，对父母的孝包括：养亲、尊亲、谏亲、祭亲等方面。《孝经·庶人章》有言曰：“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尚书·酒诰》云：“嗣而股肱，
篇二：重塑良好形象
弘扬优良传统 重塑良好形象
开展“重塑中国石油良好形象”大讨论活动，既符合当前中国石油作为国企必须树立良好形象的要求，又是每一个员工应尽的责任。
当前，中国石油正处于改革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新常态下也存在着阻碍稳健发展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开展大讨论活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实际行动，是赢得社会公众理解认同的重要举措，是所有中石油员工的共同愿望，是推动集团公司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全体干部员工应当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集团公司党组的决策部署上来，振奋精神，重塑形象，推进发展，以创新的意识、站排头的勇气、出经验的担当，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从严管党治党，从严依法治企，从严管理队伍，大力弘扬石油工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围绕“弘扬光荣传统，重塑良好形象”主题，以上率下、全员参与、开门讨论、内外兼修，着力解决损害和影响企业形象的突出问题，振奋精神、凝心聚力，努力塑造忠诚担当、风清气正、守法合规、稳健和谐的良好形象，推进中国石油持续健康发展。
篇三：四个意识
四个意识
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这“四个意识”中的前两个，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经常出现在中国政治话语系统之中。而“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在近两个月才成为政治热词。
目录
1 意义解读
2 高端解读
意义解读
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熟悉中国政治的人知道，这“四个意识”中的前两个，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经常出现在中国政治话语系统之中。而“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在近两个月才成为政治热词。那么，中共首提“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有何深意？
为何强调“核心意识”？当今中国治理和中共执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国内格局正在深刻变革，中国面临两个棘手的世界难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有智慧、有担当的领导核心，这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利益。
三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的绩效非常亮眼。其中重要原因，乃习近平主动担当，重塑中国政治格局，全面负责党的各项任务，亲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协调权力支配和资源配置。未来几年的中国治理和变革，难度之大，责任之大，可以想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一是“集中统一”是中共执政发展的根本所在，党内分裂、不团结是政治隐患、危机之源。邓小平曾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在总结国内外共产党政权兴衰史的基础上，得出的深刻经验教训。苏共偌大一个政党之所以亡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党内政治力量分裂、意识形态分歧等。中共革命史以及建政后的建设、改革史表明，历次困境的根源之一即是中共内部出现不
看齐的力量，甚至是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党中央严肃查处周永康、令计划违纪违法案件，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原因之一即是他们破坏党内统一团结。
二是治理中国、变革中国需要有中央权威，需要有打破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中共这么一个大党，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不行的、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地方还是部门，必须把分管的工作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衔接、统一起来，必须经常、主动、全面地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看齐，决不可自搞一套、阴奉阳违、“标新立异”、搞“独立王国”，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无论是“啃硬骨头”还是“涉险滩”，都需要有中央权威，需要有打破体制内多年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权威。尤其是“触动团体或个人奶酪”时，最需要中央权威。
简言之，“四个意识”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治、中国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深远影响未来几年的中国政治格局和改革绩效。党中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将以更大的权威与担当，带给中国民众更多获得感。
高端解读
编辑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当这“四个意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日渐频繁出现在重大新闻报道、重要论述中，并越来越受到全党上下关注时，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这一政治新话语的内涵及其源起，就显得格外重要。换言之，对“四个意识”，我们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解决好“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增强“四个意识”转化为“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行动。
很多人与“四个意识”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新闻稿中。这次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四个意识”，新闻稿是这样表述的：“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
心。”
从“只有……才能……”的表述不难看出，“四个意识”是有的放矢的，它从巩固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出发，绘制了如何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样一条路径。
“四个意识”之所以成为逻辑上的必要条件，离不开一个关键词——“问题导向”。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2012年11月15日，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其他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即直言不讳“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
党中央言必信、行必果，三年多来，“说到就要做到，承诺就要兑现”镌刻在一系列留下了“印”、抓出了“痕”的管党治党行动中。中央政治局制定实施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着力解决的是“四风”问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下大力气减存量、遏增量，旨在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对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亮剑，
《
意识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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