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 本文简介：
作业：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一、简述第三部门的主要特征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或又称为志愿部门是一社会学与经济学名词，意指在第一部门或公部门，与第二部门或私部门之外，既非政府单位、又非一般民营企业的事业单位之总称。第三部门，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如俱乐部、慈善组织、科研机构、工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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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
一、简述第三部门的主要特征
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或又称为志愿部门是一社会学与经济学名词，意指在第一部门或公部门，与第二部门或私部门之外，既非政府单位、又非一般民营企业的事业单位之总称。
第三部门，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如俱乐部、慈善组织、科研机构、工会等。这是相对于公共部门（被国家授予公共权力，并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法定服务的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为私人所拥有，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组织目标，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或提供服务以求得利润的各类工商企业组织）而提出的概念。一般常见的社团法人、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NGO）通常都属于第三部门的范畴，虽然每个第三部门单位成立的背景与营运方式都有不同，但普遍来说第三部门单位通常具有像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与不用缴税等特质。那些以服务公众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所得不为任何个人牟取私利的机构，都可划入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按照上述分类，可以分为以下类型：第一类，公益性企业，指的是由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实行企业化管理，产品为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
；第二类，公共事业，主要由政府投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大部分是公共的；第三类，非政府公共机构（NGO），指的是经费一般由政府或财政提供，职能是承担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工作，其服务基本上是“纯粹”
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综上，第三部门具有如下特点：1、第三部门以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2、第三部门组织独立于政府组织；
3、第三部门组织不以盈利为组织目标；
4、第三部门是自主管理的自治组织；5、第三部门组织依靠组织成员的志愿参与；
二、试析“全球结社革命”产生的原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爆发的“全球性结社革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第三部门研究的权威学者莱斯特?萨拉蒙对“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发生原因做了最精辟的论述，他把这些原因归结为四个“危机”和两次“革命。
第一个危机是指现代福利国家的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２０世纪上半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福利制度朝着“福利国家”方向发展的高峰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一改过去侧重对贫穷人口进行救济的选择性福利制度，开始向广覆盖、多项目、高标准的全民性福利制度转变，纷纷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这一转变是以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的。进入７０年代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由强转弱，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滞胀”局面。经济发展的减缓，使得支撑“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变得薄弱，而另一方面，福利制度的刚性特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开支日益膨胀。社会福利开支的膨胀以及财政赤字的加大，使得“福利国家”的政策开始遭受责难，新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在此背景下，主张放任、自由、不干涉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又重新抬头。因此，非营利性、非政府的组织扩张得到了来自上层的政策领域的强有力推动。最显眼的是，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的保守派政府对志愿性部门的支持构成了他们削减政府开支的战略的核心部分。
第二个危机是指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危机。战后，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独立，但由于经济的落后以及民主传统的薄弱，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由权威主义政权推行发展主义政策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除东亚个别成功的例子外，由国家唱独角戏的发展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同时，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建立的权威主义政权，由于公民社会的弱小而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并缺乏相应的责任制约束，导致政治腐败、民众反抗、高压政策和民众更大的反抗的深度危机。这种局面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发展的模式。反思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新发现的兴趣点，即对“受援助的自力更生”和“参与式发展”的兴趣，这种发展战略强调基层的能量和热情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释放出来。于是，政府主导的援助型发展逐步被民众参与型发展所代替，济贫救困的模式逐步让位于协助自立的模式。新发展模式强调民间志愿组织的作用，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以民间团体为援助对象。发展模式的变化使人们对于国家作为发展代理者的局限性，以及富有吸引力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的优势日益形成共识，为发展中国家的“结社革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第三个危机是指“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危机。国家社会保险制度是指原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强调国家责任的社会保险制度。其主要特征是由政府对资源进行直接分配，社会保险管理的社会化程度较低；保险基金由国家或企业负担，采用从劳动成本中预先扣除，而不必由受益人交纳的方法筹集。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概念出自列宁的论述。１９１２年，在与沙皇政府就社会保险法案的辩论中，针对沙皇政府推卸责任的图谋，列宁提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行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同时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中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在总体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使国家政府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到７０年代，在粗放发展时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中央计划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密集发展的需要，从７０年代末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大幅下滑。物资的短缺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制后也纷纷改变由政府包揽福利服务责任的做法，而对民间组织的参与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从而使“结社革命”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发生。
第四个危机是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发达国家对地球资源超强度的开发利用使温室效应下的太空臭氧层空洞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贫困致使穷人为了生存而破坏他们周围的环境。1950-1983年，中美洲森林的38%和非洲森林的24%消失了。在80年代，这种下降速度加快了。土地的过度使用使非洲非沙漠土地的２／５、亚洲非沙漠土地的１／３、拉丁美洲非沙漠土地的１／５面临沙化的威胁。在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地区，酸雨和水污染已经危及食品供应，并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人们的寿命。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公民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无能表现越来越失望，表现出组织起来依靠自身力量来挽救环境的愿望。
在四个危机导致世界各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事务的处置模式受到普遍怀疑的同时，两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因素为“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因素是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早期发生的全球性的可观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早期的这段时期，世界经济以每年５％的速度增长，所有地区都分享着经济增长的成果。这种增长一方面带来物质改善，使人们在解决了温饱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后，自然地生发出心理满足、社会交往和自身发展等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教育水平。如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第三世界的成人识字率从４３％上升到６０％。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可能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提升有更大的觉醒。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也逐步形成并具有一定规模。公民社会组织的真正推动力量是居住在城市中从事一定产业的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因为他们希望更多地参与政府事务，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贫穷的人一般不具有那样的能力。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对于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及扩大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因素是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发生的通讯革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信息全球化趋势。计算机、光缆、传真机、电视机、卫星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得世界各地的信息得以迅速收集和传播，哪怕是最边远的地方，也同大都市的脉动连成一体。识字率的提高和信息全球化使得民众的组织和动员比以往容易得多，而企图继续通过通讯网络控制本国人民思想和行动的权威政权却日益感到无能为力。昔日因交通阻隔和联络困难而孤立的活动家，因通讯革命得以方便地与国内外的志同道合者交流经验和保持联系。各国人民以结社形式来关注和解决自己感兴趣的事务的愿望，越出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形成了遍布世界各国各地的社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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