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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 本文关键词：现代文学，现状，期刊，编辑，研究
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 本文简介：现代文学出版研究在世纪之交形成热潮，产生了不少厚重的学术著作。这些研究中，学术界对文学期刊或者著名编辑家抱以相当的关注。现代文学编辑通常又是著名文学家，这种现象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探究兴趣。对于这种“双栖型”作家，文学社团研究、文学期刊研究，以及对作家型编辑的研究中，学术视野从作家个体逐渐延伸到编辑个
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 本文内容：
现代文学出版研究在世纪之交形成热潮，产生了不少厚重的学术著作。这些研究中，学术界对文学期刊或者著名编辑家抱以相当的关注。现代文学编辑通常又是著名文学家，这种现象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探究兴趣。对于这种“双栖型”作家，文学社团研究、文学期刊研究，以及对作家型编辑的研究中，学术视野从作家个体逐渐延伸到编辑个体，更加重视编辑身份对作家创作以及文学史建构的意义。由于文学社团都办有自己的代表性期刊，以某个社团为中心的研究必然辐射到期刊编辑的探讨。比如，周燕芬《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是以社团为对象的研究，其中不乏关于《七月》《希望》杂志编辑的论述，只是因为篇幅所限，对编辑本体的论述不能充分展开。部分博士论文就某个现代文学期刊进行专门论述，这些论述中某些章节多少也会涉及到编辑群体及其编辑思路，但对编辑本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编辑学角度进入文学编辑个案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见。某些硕士论文或者单篇论文以某个编辑家为对象展开考察，探讨编辑个体的编辑思想、编辑策略和编辑方针。这些研究的着力点是从编辑群体角度出发，贴近期刊所刊登的作品的文本分析。在文学期刊研究中，这类研究成果可谓丰硕，是一种相对专业的编辑学研究，然而这类研究中，文学编辑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作为知识分子个体的精神深度仍然有待更深的挖掘和推进。下面简要介绍前人研究的有关成果，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文学编辑研究中尚存的学术空间进行探讨。
一、学术逻辑：从微观个体到宏观整体的学术转向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从基础性的介绍和资料整理，逐渐转向其分门别类的个案研究和整体与类型的文学史研究[1]。最突出的成果是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相较以前，这些研究对史料的整理和爬梳不仅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而且注入了研究者的主体性思考。这些研究视角颇为新颖，凸显了补充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同时为编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开阔的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料所显示的背景信息，有利于廓清编辑在文学社团中的作用，也有利于现代文学编辑研究的思维拓展。然而，就整体而言，不得不说，有关编辑的论述部分所占比例还是相当有限的，且未能突出编辑在现代文学生成及现代传统建构中的主体性地位。编辑与作家、编辑与读者、编辑与出版者、编辑与权力政治等要素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是文学编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而在这种以社团为中心的研究中还未来得及铺展开来。以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编辑的角色功能，但就侧重点来看，文学编辑的研究未能充分展开，在研究者眼中未能构成其终极性考察对象。这种研究路径在当前传媒研究中相当普遍，且成果不少。如彭玉斌《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抗战文艺〉研究》、黄勇生《〈新潮〉研究》、范茹《〈拓荒者〉研究》、姬绪进《〈论语〉半月刊研究》、张丽萍《〈文学杂志〉研究》等，皆为硕博论文。从学术团队来看，文学期刊研究目前已形成了几大重镇，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等，这些大学的文学院或传媒学院形成了以期刊研究为中心的学科优势。当然，学术期刊上的单篇论文就更多了。从研究模式看，其论述大都是从创刊背景、办刊特点、编辑策略以及作品文体、内容与文学思潮等外在于编辑主体的层面展开的。当然，这些期刊研究多少会有编辑学角度的论述，但从中难寻编辑主体活动的身影，这是当前研究者必须正视的学术生态。这一点上，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出版的《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该著以三四十年代影响甚大的两本大型刊物为研究对象，但作者对编辑家胡风的论述在篇幅上还是很大的，不仅探讨了胡风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方针，而且从胡风与文坛之间恩怨关系中照见了编辑主体的人格特质，从社团史、流派史甚至文学史的视角梳理作为编辑个体的胡风与整个时代文化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编辑家胡风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梳理编辑研究学术史，笔者不难找到有关编辑家研究的成果。如王冠军的《郁达夫的编辑生涯》、吴国彬的《作为编辑的沈从文——沈从文编辑实践编辑思想研究》、张昆的《通俗报刊编辑家赵树理》、白云祥的《作为编辑家的丁玲》等，此类文章主要从微观视角对编辑进行的个体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新世纪以来，鲁迅、沈雁冰、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郑振铎、胡风等现代名家，其作为编辑家的一面不断被发掘出来，构成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生长点。有关编辑家的学术专著中，以下几部值得关注。徐登明《编辑出版家叶圣陶》、李频《编辑家茅盾评传》是较早出现的编辑家评传，在文学编辑家研究模式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新世纪以来，石潇纯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也是带有评传性质的研究。这些专著虽然大多是资料性的整理，但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近期还有蒋成德的《中国现代作家型编辑家研究》，该著是对现代著名作家被遮蔽的编辑身份、编辑活动的发掘，无疑切中了当前文学编辑研究中被忽略的学术盲点，有利于触发学术界对作家创作之外的编辑活动的研究兴趣。从研究路径来看，上述研究都集中在编辑家的编辑活动、编辑思想等微观方面，至于编辑是如何以独特身份去激活文学现场的，编辑与时代、编辑与各大派系作家的人际关系又是如何左右文学史发展流向的，这种以编辑为本位，又能与编辑所生存的文化空间以及文学史相链接的学术探索，不能不说是目前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编辑研究中的短板。就编辑群体来说，是否存在社团流派传承的现象[2]17，又体现在哪些方面，五四时代与抗战时期的编辑群体有何异同，或者前后两代编辑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继承关系，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有待人们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去梳理和总结。从编辑精神继承关系来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鲁迅和胡风。舒芜在访谈中说，胡风“把整个一期刊物配成一个整体，插图、文字都非常讲究，很细，哪一家印刷厂好与不好，他都很讲究，办一期刊物就像完成一个大作品，这一点可以看出鲁迅的特点”[3]。就编辑的整体性思维来说，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是相当明显的。其实，在办刊宗旨、编辑思想，编辑观念，包括杂志封面、装帧等细节的讲究和整体性思维以及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上，鲁迅和胡风之间继承关系十分明显，无疑是值得深讨的学术论题。从外部关系来看，编辑与权力政治的关系，是影响编辑处理稿件和作出选稿决策的重要因素，也可纳入整体性研究的考察对象。“编辑出版家独立的文化创造行为，对当时和今后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们丝毫也不回避自己作为编辑出版者的职业身份，有的还主动留下自己的编辑活文字轨迹，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是现代编辑出版行为的幸运，也是现代编辑区别与古代编辑的标志，更是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发现‘个人’后当然出现的职业分化和突围。”[4]编辑家对编辑职业的自我认定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个人”与权力政治之间的潜在对抗。这种对抗也是文学体制所赋予他们的权力。“文学的生产过程形成了一套制度形式，借助于文学体制，文学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社会的影响，才可能被社会所接纳和承认。”[5]4归根到底，现代文学体制中，稿酬制度为编辑享有这种权力提供了基本生存保障。正是从经济来源上摆脱了对当局的依赖，编辑才更有底气对当局（北洋军阀、国名党政府）及其政策保持独立的批判立场，形成一种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范围的公众话语空间[6]13。因此，编辑群体通过文学期刊开创“公共话语空间”，对当局政府进行监督和批判，其形式、途径和效果，以及对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也是极有价值的学术选题。研究方法和模式上，对文学编辑的考察，既要有西方结构主义方法论做基本支撑，同时又辅之以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文化视野。就作为审美主体的编辑而言，只有将文学编辑研究置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其作用和价值才能获得更准确的定位。这个意义上，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可谓这类研究中的奠基之作。此外，沈卫威《从〈新青年〉到〈新潮〉——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文学武《〈水星〉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空间的开创》等，也显示出论者的史学意识和整体观念，其研究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他们对文学编辑的观察着眼于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凸显出清晰的史学线索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研究向度：实现向编辑本体和精神深度的逼近
文学编辑研究普遍关注的是“编辑”作为方法的意义，从“编辑”视角去考察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为作品、思潮和现象的研究提供背景性描述。“编辑”作为方法论，其价值不可否认。通过“编辑”视角进入现代文学研究，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有助于从作品诞生之前的“潜史”中更为全面地理解现代文学发展进程和走向。以“编辑”视角进入文学期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研究模式，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非常流行。董丽敏《现代性的异响——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李欧梵《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金美福《编辑大师茅盾与〈小说月报〉改革》等，这些论文围绕编辑家与某本杂志的关系，对五四文学现代性追求中主流现代性与非主流现代性进行辨析。研究者往往从期刊内容着眼阐释期刊显示的现代性追求。金美福关于《小说月报》改革的研究，同样未能将编辑本体纳入论述的中心。然而，“编辑”作为方法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董丽敏对徘徊于“文学”和“血与泪”之间的现代编辑理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郑振铎编辑理念现代性中存在两种“分岔”，一是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视，二是对诺贝尔文学奖介绍的热衷。论者敏锐发现了编辑家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的现代性追求首先是从文学自身出发的，而有别于沈雁冰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观念，及其所预设的借助对被损害民族文学的介绍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对“现代”社会的直接推动。“编辑”作为方法论，固然可以解决很多学术难题，有助于拓展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但就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言，却未能将作为审美主体的编辑提到与作家同等重要的位置，而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作者、编辑、读者三位一体的互动共同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如果不能认识到编辑角色的这种主体性力量，对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深度的考察则难以推进。基于这样的认识，实现学术视域向编辑本体和精神深度的逼近，恐怕是提高编辑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的有效途径。所谓“编辑本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编辑学研究的专业性和行业性。组稿、编稿、审稿、退稿以及栏目策划、封面设计、装帧版式、编辑思想、编辑方针等，这些概念都属于编辑学独有的范畴。目前有关现代编辑研究较多是从栏目策划、编辑思想和编辑方针等方面切入的，如黄发有《巴金编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周亚孟《胡适编辑思想述评》等，以及大量以期刊为对象的研究论文，均属此类。显见的是，学术界无形中忽略了编辑具体流程中最核心的环节，也就是具体到作品案例的分析。其实，随着作家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日渐丰富，作品生产之前的“秘史”逐渐浮出水面，这为编辑组稿、改稿、退稿等案例分析和文学“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空间。“编辑本体”的另一层含义是作为审美主体的编辑本身，直接以编辑“个体”实践中所显示的知识分子人格特征和精神内涵作为研究对象。但显然，这种蕴藏在编辑实践背后的潜在因素，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当前的研究更多从思想、观念层面来考察期刊上的“文本”，一是期刊所刊载作家创作的“文本”，所体现的编辑的审美选择和思想倾向，二是编辑自己撰写的“编者的话”“编后语”“致读者”之类“文本”。这种“互文性”研究确实切近编辑学，为准确把握历史现场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提供了研究路径。需要指出的是，对“文本”的细读尽管很有必要，能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有启发性的学术思考，但这种研究总体上是单向度的，它在研究路径上是指向“文本”的。其优点是对学理性保持足够的尊重，但只能属于“编辑本体”研究的第一层次。自然，这类研究属于“编辑本体”的学术范畴，但其局限也很明显，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文本”与编辑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素养和精神空间之间的关系。文学编辑自身的文化修养、教育背景、审美积累、人格魅力等深层而内在的因素，以及编辑与文坛之间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这些看似不重要却可能对期刊的政治立场、编辑思想、审美倾向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因素，在当前编辑研究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编辑所处的环境因素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处理，通常会影响到期刊审美立场和组稿方向。在派系关系复杂的现代文坛，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编辑，在人际交往上必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方面胡风具有代表性。胡风是个性鲜明的编辑家，主要继承了鲁迅的编辑思想，也就是五四启蒙立场。而鲁迅逝世后，胡风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从外部环境看，“两个口号”之争由于鲁迅的出击，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一方在势头上压倒了“国防文学”派，但在抗战之初的文坛派系关系中，“国防文学”派夺取了文坛主流地位，实际掌握着文学场的话语权。而除了鲁迅，“胡风不甘心投落他人门下，自立门户，另组同人，也是胡风的个性使然”[7]55。这种形势下，胡风个性内因与外部人际关系因素，决定了其另立山头、自创刊物的可能性，自然也奠定了《七月》“为新文学接一点元气”[8]461的美学基调，与鲁迅的启蒙立场取得某种沟通。组稿对象上，胡风更欣赏与杂志“一同成长”的“三十年代出现的新人”[9]378，如丘东平、端木蕻良、萧红、萧军、聂甘弩、艾青、田间、曹白、彭柏山等，基本都是左联时期在鲁迅身边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也是“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和胡风的积极响应者[1]79。对五四以来的资深老作家，胡风是有所排斥的。这种态度不免有失偏激，不乏意气的成分，但终究还是缘于胡风对自己文学理想的执拗坚守。由此可见，胡风的个性及其在文坛的边缘处境，是激发其办刊的欲望、彰显其思想独立姿态的重要因素。令人欣喜的是，这种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在新世纪以来出了不少成果。陈思和与丁帆联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对编辑的人事关系有所呈现和分析。这套“书系”虽然以社团史为研究主体，但研读之后，发现它以社团成员（其中相当部分是期刊编辑）关系网络的条分缕析，显示其学术风采，是现代文学期刊和文学编辑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编辑家文化修养对编辑活动影响方面，徐志摩具有代表性。人们通常只知其诗名，而对其他成就和影响有所忽略。研究视野大都局限在其作为“新月派”领袖，及其所创办的《新月》诗刊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而很少注意到，徐志摩以编辑身份组织引导思想文化大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这当然要归功于编辑个体在政治学上的深厚修养，作为编辑的徐志摩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过政治学，还与哲学家罗素有过交往。这种治学背景使其编辑工作的意义超出了文学流派和文学生产的范畴，而是直接推动了现代文学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如果现代文学编辑研究要向纵深推进，激发编辑学科的学术活力，这些属于编辑精神文化范畴的因素有必要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更重要的是，研究视线拓展到编辑个体的文化修养和个性气质，有利于弄清文学期刊的发稿内因和编辑思路，从而对现代文学生态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文学编辑研究转向编辑本体，容易走向另一极端，要么仅着眼于编辑文案的分析，要么专注于编者人际关系、思想倾向等个体因素，而“编辑”之外的因素一概排除，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模式看似强调了编辑研究的本体性视野，而实际上割裂了与编辑相关的其他因素，导致研究视野偏于狭窄。所以，在逼近编辑本体的研究中，学术视角的选择相当重要。当前比较常见的研究模式如下图所示：①编辑→作者（期刊）→读者从图①可以看出，传统的研究模式是从编辑出发的，强调编辑的决策性、主导性作用，以及编辑对期刊风格和作家创作的塑造功能，由此对读者的接受产生影响。钱玄同受陈独秀委托向正在抄古碑的周树人约稿，催生了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阿Q正传》的连载也同样因编辑的调换而改变了主人公的命运。对阿Q寄托深厚感谢的孙伏园临时出差，导致接班编辑何作霖提前结果了阿Q的性命。这种由编辑到作者，再到作品的论述，是当前编辑研究中的学术向度。但是，这显然忽略了另一种方向，如下图所示：②编辑←作者（期刊）③编辑←读者图②、图③所显示的逆向学术思维，在编辑研究中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从身份看，现代文学期刊编辑大多同时也是作家，但长期从事期刊编辑事业本身，常常也会改变文人的人生选择和自我定位。五四时期，叶圣陶曾是“为人生”派的写实主义作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三十年代后，他又到开明书店主持编译所工作，其主要精力开始从文学创作转向编辑工作，其身份也逐渐完成了从现代作家向编辑家、出版家的位移。叶圣陶自称“编辑”为其第一职业，相反，把自己作为教育家、作家的身份排在其后，可见，他对自己的编辑身份有着非常自觉的认定。如果说叶圣陶在期刊、书店的工作成就了一个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那么，鲁迅与《语丝》《文学》《译文》等期刊的分分合合、同一中有矛盾的情形，则显示出鲁迅鲜明的办刊立场和复杂的思想状态，同时也反射出期刊其他编者游移不定的姿态。因此，从期刊、作家、读者对编辑人生的影响的视角逼近编辑本体研究，不仅为文学编辑研究，其实也为文学史、出版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三、史学视野：如何打通和衔接“现代”与“当代”
文学编辑是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群体，小至作家的发现和培养，文学运动的发起和推动，大至现当代文学生态的形成和文学格局的塑造，均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编辑的生存语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新的生存语境下，当代编辑对五四以来的编辑传统有怎样的继承，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往前推进了。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呈现现当代文学生产内部机制的流变历程，从而对当代文学的审美特征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文学编辑研究实现现代与当代之间的贯通，就成为拓宽现当代文学研究思路的重要途径。从“现代”与“当代”编辑研究衔接的意义上考察当代文学新质的形成，可以从根本上把握当代文学的审美走向及其根源。具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版制度乃至编辑制度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民国时期多元共生的文学出版体制被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所颠覆，而代之以一体化的文学制度和出版制度。出版制度从多元走向整一，随之而来的是出版资源的重组和编辑体制的变革。可以说，中国文学之所以从多审美元形态走向一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出版制度的新变。当前的文学编辑研究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更多是从断裂层面对“现代”与“当代”作出绝对区分，很少从“现代”与“当代”相衔接的角度，对编辑生存状态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编辑思路展开整体性研究。现代文学编辑研究大都以“向后看”的方式寻找学术资源，甚至追根溯源到近代报刊，而缺少“向前看”的眼光。“现代”与“当代”之间在编辑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共有的、相沿的质素，而这些质素使现代文学中哪种传统在当代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又抑制哪些创作思潮或流向在当代的重生，这是以往研究中需要反思的。换句话说，如何打通现代与当代的障壁，实现一种学术沟通，以期对20世纪文学编辑史、出版史进行整体观照，呈现被主流文学史所遮蔽的编辑群体与中国文学的种种关联，这是摆在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文学编辑的“身份”问题，是区分现代编辑与当代编辑最根本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私营书局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绝大多数文学编辑进入共和国体制下工作，在经济上不再隶属于私营书局。编辑身份的转换带来了文学生产的根本变革。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学生态和文学格局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变化都可以从编辑身份的转换中寻找原因。对编辑或编辑家职业身份的考察和确认，是进入现当代文学生产研究的前提。就编辑身份变化来看，新中国成立是其分水岭。对此，敬亚平的论文《试论作为著名编辑家的徐志摩——兼及中国现代作家中编辑家的认定问题》或许能给读者一些启发。论者以徐志摩为个案（实际上适用于从事编辑工作的所有现代作家），对其“编辑家”身份界定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思考。文章指出，一个文学编辑何以称得上“编辑家”，总体上是可以归纳出某些规定性要素和指标的。该文指出徐志摩的编辑成就之所以受到漠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被作为杰出文学家和诗人的名声所掩盖了。当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代编辑很多都是著名作家，而当代编辑的职业化色彩更甚，他们虽也创作，但从成就来讲，显然不敌其编辑工作。然而，对于创作与编辑并举的文学编辑，两个领域成绩的比较，只能作出表面上的区分。需要追问的是，为何现代文学编辑在文学创作上也能做到同样出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制度的更替所带来的是大大压缩了文学编辑的主体性。然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革并非基因突变，而是可从五四时期文学生态找到源头的。徐志摩的编辑实践很能说明问题。敬亚平认为，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编辑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体现，编辑张力得到了极大释放[10]。关于这种主体性，徐志摩撰写的《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迎上前去》等文中，那种热烈奔放的情绪和舍我其谁的雄心是不难看出的。五四阵营分化后，情况出现了变化。“革命文学”运动助长了文学编辑的偏激意识，这种意识根源于“革命文学”倡导者对马克思文艺的教条主义理解，它直接导致了此后文学出版主体空间的偏狭。从文学史看，这种激进主义思想伴随着“进步”文艺发展的始终，启迪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编辑出版制度的构建。从编辑主体性空间伸缩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现当代文学出版中，编辑制度的承续性是有案可查的。而对于两个时代之间文学编辑制度、编辑精神，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断裂”的一面，而“承接”问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在编辑研究上实现“当代”与“现代”主体性视域的缝合与衔接，不失为打通“现代”与“当代”学术视野的途径之一。就研究现状来看，能够做到打通现当代视野的文学编辑研究，一般都是关于编辑个体的研究，如黄蓉《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这篇论文的视野之所以跨越现当代，主要基于其研究对象是跨现当代的作家和编辑家这一基本事实。这类“跨代”作家、编辑家还有一些，如茅盾、巴金、秦兆阳、靳以、臧克家等。从编辑家个案入手，对其每个阶段的编辑工作进行梳理，当然也在建国初“新文艺方向”背景下，对“现代”与“当代”作出某种区分。黄蓉对丁玲的编辑生涯的描述，清晰勾勒出一个编辑家的个体形象。当然，作为这个形象的寄生之所，现当代文学重要节点的文学场域和期刊生态也有所呈现。但遗憾的是，论者局限于“个体”的编辑思想、编辑观念的发展轨迹的描画，未能将丁玲置放在现当代文学的“编辑场”和“文学场”中，在与其他同代编辑的横向比较中发掘其独特价值，从而确定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编辑史上的坐标。这个编辑群体由于客观上贯穿两个时代，是携带种种“现代”因素跨入“当代”的。因此，其编辑生涯以及编辑思想的发展轨迹为现当代学术贯通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五六十年代发起的多次批判运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也好，“反右”运动也好，对老一代文学编辑的批判，大都可从“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在“现代”时期的派系恩怨中找到清晰的线索。这种文人派系的纵向探源，不能停留在对外部人事关系作出梳理和判断的层面，而应该把学术视域转向知识分子人格的深层分析。但打通现当代文学编辑的研究视域，并不局限于“跨代”编辑这一特殊群体。更多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是两代编辑，即现代编辑与当代编辑。与现代文学编辑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文学编辑，其生存环境和教育背景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总之，当代文学编辑文化涵养、艺术修养和职业道德的独特性，以及他们对意识形态特有的敏感度，使他们在精神人格上迥异于现代文学编辑。因此，如何通过比较的方法，在编辑学研究上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接通“现代”与“当代”之间的学术视野，既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也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寻求自我突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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