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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本文关键词：城镇化，启示，实践，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本文简介：摘要：“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反映出人与城镇之间的双向抗拒，资本裹挟下的城镇异化，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对垒，以及社会深层结构的变迁。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城市化的特色途径也遭遇“半城镇化”问题、被资本宰制的倾向、阶级冲突风险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可否认，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社会的反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本文内容：
摘要：“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反映出人与城镇之间的双向抗拒，资本裹挟下的城镇异化，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对垒，以及社会深层结构的变迁。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城市化的特色途径也遭遇“半城镇化”问题、被资本宰制的倾向、阶级冲突风险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可否认，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何以消解“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中国城镇化问题？关键还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处理好乡村观念与城市观念之间的关系、注重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三农问题。
关键词：社会反向运动；新型城镇化；半城镇化；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到“社会的反向运动”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不应“脱嵌”于社会关系领域而要“入嵌”到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内部始终包含着两种对抗的力量：一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扩张倾向，另一种是抗拒资本扩张而来的社会自发保护运动。也就是说，当经济领域脱嵌于社会关系领域时，社会将产生自发的反向自我保护运动来矫正经济发展的脱轨，这两种力量的对抗导致了新旧社会结构的形成、崩溃与更替。把这一轴心概念入嵌于中国城镇化领域，是指中国要在城镇化的扩张中利用社会自发的组织力量修复伴随城镇化而来的问题，因为我们既不能抑制城市的发展，也不能保证城镇化进程不会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自发产生的社会组织力量能否起到解决阻滞城镇化问题的作用。否则，我们就必须在政府和国家宏观调控下解决“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问题。
一、何谓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的反向运动”
按照卡尔•波兰尼“社会的反向运动”的概念内涵，我们将其引入到城镇化领域后，可以将其概括为如下四重核心程式。
（一）城镇化是否会导致人与城镇之间的双向抗拒
“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的第一重含义是指：当城镇化发展脱嵌于社会关系领域并造成人与城市相分离时，社会将产生自发的组织力量矫正城镇化的异化。这表征为城镇的发展脱离了人的客观需要，一方面使人不愿意进入城市而导致一座座城镇“孤岛”的产生，另一方面城镇化的结果也剥离了农民城镇化的资格而出现现代性对乡村性的行为抗拒。如此，社会上将会演化出自发的社会组织力量矫正城镇化的方向并使其服从于人的客观需要。
（二）城镇化是否会转变为纯粹的资本增值手段
资本的增值秉性渗透到城市扩张的进程后，城镇化便转变为纯粹以地理空间换取经济空间和榨取人的劳动血汗的手段和途径，社会将会形成自发的组织力量克服异己的压迫力量，这是“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的第二重含义。它的表征是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受资本流转和资本积累的裹挟，土地资源的有限使实践主体生存空间出现地域性收缩，众多非城市用地被迫转入城市资本市场，让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如此便会演化出自发的社会组织力量摧毁资本对城镇化的统治。
（三）城镇化是否会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
当城镇化造成新旧社会结构及社会阶层间的互相抗拒，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时，社会将产生自发的组织力量来消解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敌意，这是“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的第三重含义。表征为传统思想观念与多元开放的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对垒。一方面是脱嵌于乡村的农民不能嵌入城镇的生活方式而在城镇重建了原有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城镇文明在抗拒乡村文明的过程中而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两种文明在同一地域之间的碰撞和博弈将会阻滞城镇化的发展。如此便会产生自发的社会组织力量去调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修复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
（四）城镇化是否会导致社会深层结构变迁
当社会自发的组织力量不能修复城镇化产生的问题时，最终将导致社会深层结构的变迁，这是“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的第四重含义。它的表征为城镇化的刚性发展得不到显性秩序的调节，城镇化肆意发展的乱象得不到规范化的制度约束，将最终使社会表层结构与社会深层结构达到变迁的临界点，进而引发社会深层结构转型、利益格局变动及权力格局变动，随之而来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模式都有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当社会自发产生的组织力量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时，关键要保持政府和国家对城镇化的宏观调控。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城市的便捷，一直是党和国家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一）“半城镇化”问题
“半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不彻底、未完成和残缺性状态，呈现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在公平、效益等公共服务中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置身于既不能融入到城市文明又不能重新回到农村生活的尴尬地位。“半城镇化”问题日益导致城镇功能缺失的“城镇病”“城中村”“都市里的村庄”开始出现，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安徽村”，南京的“河南村”等；而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又导致“空心村”“空壳村”等问题发生。
（二）城镇化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
城镇化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不断地通过地理扩张的方式建构新的空间，城镇化纯粹转变为以地理空间换取经济效应的手段和方式，这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一是人异化为城镇的附件，失去自身主体性的实践主体蜕化为“房奴”。二是城镇的扩张以乡村的收缩为基础，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实现新的空间增长，导致一些村庄快速转变为新型工业化乡村社区，使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离土离乡而从事市场化活动，进而导致村庄衰落。城镇的扩张完全转变为资本的扩张，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利益完全服从于资本增值的驱动。
（三）“阶级冲突”问题
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城镇内的阶级冲突也更加严重。这表现为被乡村文化“染色”的进城农民难舍传统的“小农思想”，并未改变业已形成的价值观以及文化体系而融入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城市居民则拥有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念。这两种文明在同一地域之间的碰撞和博弈，给中国的城镇化带来巨大的风险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个体或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而是一种在不安定的状态中形成的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激烈冲突，既包括城市对农村的排斥、掠夺和高压，也包括农村对城市的敌视、丑化和抗争，正如亨廷顿所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等级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
（四）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工业化的背景下采取重工抑农、重城轻乡的发展政策，成功构建了规模巨大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但也造成城乡居民在可支配收入、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速度、要素配置、规模化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投资规模大、经济活力强、发展速度快，城镇化建设较好；中西部边远落后地区则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投资收益率低，经济发展困境愈益凸显，城镇化建设也比较落后。
三、中国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实践与启示
如上所述，“社会的反向运动”视域中的城镇化与中国城镇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存在内在的关联性，何以避免中国社会深层结构变迁而来的危机？中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处理好乡村观念与城市观念之间的关系、注重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三农问题。
（一）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要在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使人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共享城市带来的就业、医疗、教育、养老和公共服务福祉，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终目标。人民是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力量来源。在新时代条件下，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化需求作为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客观要求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在推进集约、安全、高效和可持续性强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下逐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题中应有之意。[2]
（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处理好乡村观念与城市观念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虽然不会出现社会深层结构转型的“瞬时”巨变，但在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传统农业观念与现代城市观念之间的冲突。我们要认识到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两者之间并无对错之分，这两者的存在都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构建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乡村观念向城市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样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要处理好传统农业观念与现代城市观念之间的关系，就要在构建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利用城市文明观念来塑造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学习和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观念，在进一步突破城乡之间的绝对界限中促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农业社会的转变。事实证明，我们在把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中，不仅要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过程中将工业部门扩展至农村，进而以先进的工业改造落后的农业并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且还要把农村居民的现代化观念和精神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同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为农民实现传统观念向现代城市文明观念的转变提供一个缓冲地带，这个更新观念、实现财富发展和接受新事物的场所，能使我国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避免农民出现生存技能缺失及无法融入城市尴尬境遇，进而实现农民在不完全离开农村的情况下保持农业扩大再生产的目标和城镇化建设的目标。
（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注重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困境，不能完全依靠农村人口城镇化，而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和许多国家剧烈、激进的城镇化发展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立在统筹城市及乡村两个“大局”、缓解城市压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上。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对比悬殊等结构性矛盾上，其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要以全方位、系统化的视角出发推进城乡有机结合、协调发展。这种发展的关键在于破除造成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曾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过巨大的贡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发展迎来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关键时期，城乡二元结构已是阻碍我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问题来源。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困境”，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进而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让工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良好格局，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注重解决三农问题
根据2012年到2016年期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速分别为3.0%、1.7%、1.3%、0.4%和0.3%。据此分析，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将逐年放缓，而大部分农民工将留在本地工作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此基础上实施城镇化道路，将是改变城乡关系和城乡面貌的一次历史契机。这也是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摆在突出位置的原因所在。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国必须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顶层布局和科学规划下把城镇化提到战略高度，[3]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摆在突出位置，把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探索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效举措，进而在“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中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可以说，从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发处理三农问题及城乡二元结构困境是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和谐发展的杠杆，它不仅为我国提供了改变农村经济和农村面貌的顶层设计方略，同时也为我们克服、化解结构性“城市病”指明了方向。说明：本文系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ZDC007）阶段成果。
作者：高海波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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