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方舟子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说明了什么？

方舟子：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说明了什么？

发布时间： 2015-10-07 12:43:11 | 来源： 光明网 | 作者： 方舟子 | 责任编辑： 作者：方舟子

屠呦呦因为“发现治疗疟疾的新疗法（即青蒿素）”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本土科学家终于获得了国人盼望已久的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举国轰动，微博、微信都因此被刷屏，刷来刷去，主要是刷两点，有人把屠呦呦的获奖当成了中医药获得承认，感叹中医药终于走向世界，也有人因为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院士头衔），借她的获奖批评中国科研体制。这些感叹、批评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青蒿素的发现过程。

疟疾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它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疟疾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非常流行，全世界每年有接近4亿人会得疟疾，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抗疟疾的药物因为使用的时间太长了，疟原虫普遍对这些药物产生了抗药性，那么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就变成了一个很迫切的任务；而且那个时候爆发了越南战争，抗疟疾的药物就变成了一种战备必须品。为此，1967年5月23日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动员了全国60多家研究机构的500多名研究人员要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这项工作后来就取了一个代号，叫“523”项目。由于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都靠边站了，挑大梁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也参与了“523”项目，担任一个研究小组的组长。 当时确立了几个寻找抗疟疾药物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个是从中草药当中寻找。各地的研究人员搜集了一万来个民间药方，筛查了五千多种中草药和四万种化合物，结果没有发现有哪一种是有效的。屠呦呦研究小组也收集到六百多个号称能够用来治疗疟疾的中药药方，对其中的200余种中草药、380种的提取物进行了筛查，通过动物试验，看看这些药物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抗疟疾的作用，结果发现都不能抗疟疾。青蒿就是屠呦呦小组研究的众多草药中的一个。初步的研究发现青蒿的水煎剂不能抑制疟原虫，其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抑制率不高。屠呦呦就提出了用乙醚来提取青蒿里的有效成分，1971年证明了青蒿的乙醚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力居然达到了100%。紧接着屠呦呦小组的其他人很快就分离出了青蒿当中的有效成分，也就是青蒿素。之后云南药物所的研究小组最先用临床试验证明了青蒿素对疟疾患者有疗效。

把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当成中医药获得世界承认，是天大的误会。这是因为很多人都误把青蒿素当成了中药。其实青蒿素是从植物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也就是俗称的西药，中国药监局给它的是化学药准字号，国外也都认为它是西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麻黄碱、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而且国外早就认可青蒿素，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已把青蒿素的衍生物列为基本药物清单中。实际上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在诺贝尔奖发布会上，诺贝尔奖委员会委员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诺贝尔奖不是在奖励中药，而是奖励对一种药物的医学研究，最多只能说该研究受到了中药的“启发”。因为青蒿素是在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查后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受到了中药的“启发”。而其实青蒿素的发现和中医、中药几乎没有关系。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

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物。中医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让人误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中医由于缺乏植物学知识，经常把相似的植物混用。黄花蒿有时也会被当成青蒿使用，即便如此，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疟原虫了。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才想到要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其实，我国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对生药的提取有了“水-酒-醚”一整套标准程序，用乙醚提取是常规方法。在屠呦呦之前，其同事已经发现黄花蒿的水煎剂不能抗疟原虫，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不高，那么接下来尝试乙醚提取物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对学习、研究生药制剂的屠呦呦应该是常识，和《肘后备急方》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这个从《肘后备急方》获得灵感的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600多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之一。当年毛委员在苏区得了疟疾，就是靠让人专门去上海买了奎宁治好的。

所以，借屠呦呦的获奖来力挺中医药，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能借此批评中国科研体制吗？屠呦呦被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院士头衔，似乎在中国很不受重视，获得国外大奖显得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前两无是历史造成的，她那个年龄段的中国大陆科学家都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不该以此说事。她三次评院士评不上的原因很复杂，一个原因是青蒿素是个集体大项目，参与的人众多，院士们对屠呦呦在青蒿素发现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有争议。另一个原因是参与青蒿素研究的很多人都对屠呦呦的学术和学风评价不高，特别是她存在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忽略别人贡献的缺点，例如在

其发表的专著中，甚至会去篡改引用文献的署名。她因此备受其同事、同行诟病，每次选院士都有很多人告状。几年前饶毅写文章论证屠呦呦是青蒿素发现的最关键人物，并组织给她颁发了由葛兰素史克赞助的一个奖，之后屠呦呦的国际荣誉接踵而来，所以饶毅对屠呦呦最终获诺贝尔奖功不可没。在以前，即使国外要奖励青蒿素的发现，也不知道该奖励谁。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举全国之力用人海战术搞出来的，屠呦呦在其中做出了关键发现，是主要功臣之一。青蒿素的发现得诺贝尔医学奖没有问题，是否由屠呦呦一人代表那么多参与者获奖会有争议，但借她的获奖批评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则大可不必。那只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就。我们总不能说那个时候的科研体制比现在还好吧？

没人否认中草药里可能会有有用的成分，但是一定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才能获得其有效成分，并得到世界公认。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如此，它没有用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辩证医治等等中医理论，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废医验药”，就是废弃中医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用科学方法验证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废医验药”的一个例子。

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这说明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其实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说明这种研究新药的方法效率非常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人类已经告别了盲目寻找药物的阶段，现在研发新药的主流是理性设计药物，即通过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的机理，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设计出药物，然后据此合成一系列化合物进行筛选。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研发新药的主流，而不是把财力、人力浪费在期盼奇迹的出现。诺贝尔奖表彰的是过去的成果，不是指导科研方向。千万别因为屠呦呦的获奖就又要像四十多年前那样搞全国会战想再从草药里挖掘重大成果。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对以她为代表的中国科研人员在自力更生的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卓绝地做出科研成果的表彰，值得为此自豪，但不应做过多的联想。

篇二：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所感所想-自然辩证法概论

自然辩证法概论

姓名：

学号：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所感所想

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学奖的中国人，屠呦呦现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了。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的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作为溶剂来提取青蒿素，创制出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获得对疟原虫100%的抑制率，为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获奖，证明国际社会承认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也让那段已被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到了世人面前。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1969年，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青蒿素的发现对世界人民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因此，很多非洲民众尊称其为“东方神药”。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及炮制技术，并参加北京市的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药材的品种真伪和道地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屠呦呦以坚忍不拔的毅力，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对数百种草药进行一一检测筛选，最终通过化学提纯的方法，从黄蒿中得到了治疗疟疾的关键成分青蒿素。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变，这和自然辩证法的要义相吻合。

青蒿素的发现是源自于葛洪，东晋医药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 记载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此药方用于治疗疟疾。中医药支持者因此振振有词，认为屠呦呦的成功与中医药研究息息相关，反对者则认为青蒿素虽是在对数千种中草药进行筛查的基础上发现的，却和中医药没有关系，是西药，诺贝尔委员会方面也澄清屠呦呦得奖“不是对传统中医药的颁奖”，草药只是起了“激发创新”的作用，最终是通过技术制出“现代的、有效的药”。屠呦呦声称，她是从这条记载中获取了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灵感，传统中医药对屠呦呦产生了了重要启示，是青蒿素发现的重要契机。但青蒿素是用乙醚提取的,这与传统中医药又有本质区别，传统中医药并未使用乙醚。并不能把青蒿素的发现完全归功于传统中医。总之，青蒿素的研发成功确实跟中医药有

关，但更大功劳还是应该归于现代医学。关于这是中医的功劳还是西医的功劳这方面，我认为这是我国医生采用现代医学手段，根据传统医学提供的线索所达成的一次成功，属于制药领域的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给日渐式微的传统中医药带来了一线希望，即结合现代先进科研仪器和方法对传统中草药进行细致研究，比如对中药效果进行双盲试验。

“寄生虫病千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人类，并一直是全球重大医疗健康问题之一。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从屠呦呦的颁奖词不难看出，从始至终都在体现作用和效果的显著。这是科学意义的最大体现。纵观国内和国际的发明奖项，无一不是以实际效益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中国的科技进步奖则更加体现这种效益。这次诺贝尔奖的揭晓，更进一步体现了诺贝尔奖项也突出这种精神。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意义是重大的。屠呦呦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学奖的中国人，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执念。多年前，钱学森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质问言犹在耳。中国当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对于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更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也是中国当前诺贝尔等国际大奖较少的一个原因。中国集中全国力量搞了数十年才获得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和其他国家如日本比较起来，恐怕难言胜利。人们对屠呦呦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她的职称。屠呦呦因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而被媒体称为“三无”科学家。屠呦呦现年85岁，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她是土生土长未出过国不会英语的科学家，她不是院士，没有发表过SCI论文，可以说没有得到国内的重要认可，但正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却成了中国本土诺奖第一人，这值得我们反思。她的获奖，更说明了科学需要脚踏实地，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国现在对尖端人才培养的重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由国家人事部提出，1995年底由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原国家计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 “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计划”等重点人才培养发展。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是一个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的，希望中国未来能获得更多的诺贝尔奖，将获奖成为常态化，实现大国科研崛起。

青蒿素的发现是团队协作与个人努力相得益彰。几乎任何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但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中不能忽视个人的开创性作用，往往是集体中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创新性的想法而决定了整个研究的方向和最终的成就。

屠呦呦的获奖，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苏轼有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作为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生，我们要努力创新，争取在学术、技术上有所成就，即便不能获得诺贝尔这类国际大奖，推动国际工业技术进步也是一项伟大贡献。

篇三：屠呦呦与诺贝尔奖

屠呦呦与诺贝尔奖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

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

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

主任。

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

有效提取物, 1972年又分离出新型结构

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1979年获国家

发明奖二等奖。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

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

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2015年10月，发现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教授:“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拷问院士制度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2015年10月5日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而社交媒体微信上则是相关消息“刷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的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 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被广泛转载。

对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觉得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 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

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

这些拷问是好事情！可以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东风，推动中国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觉得借由屠 呦呦的获奖，还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做更深的思考！不可否认，虽然这两年国家在科技计划管理、院士制度上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国科技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屠呦呦的获奖却恰恰在这方面提出反问。她的获奖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那么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全 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他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共病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极其糟糕的环境，科研人员为何却能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所以，认为只有好的科技制度下才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萨米·马哈鲁姆（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创新与政策中心的主任，他用各国制度和创新指数的关系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民主，并不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曾在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当过编辑，爱尔兰籍的著名媒体人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认为，科技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钱肯定不是决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科学家的精神、使命感，是决定科学家工作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屠呦呦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科研工作，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撑，因为别的原因难对她获奖做出合理解释！而科学家的 精神、使命感，是当下中国特别缺乏的，也是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更加应该提倡的！

此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参加当时中国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中完成的。据报道“523任务”是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作出决定，让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开展的治理疟疾的科研攻关。之所以叫“523任务”，因为研 究工作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命名。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科技工作者是凭个人兴趣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还是根据国家需要，开展“需求导向式”研究更能出高水平、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目前在中国，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需求导向式”或者“任务导向式”研究是主导的模式，连以支持自由探索为主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特别地强调支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研项目。这种做法在中国科技人员中有一定的不同意见，但屠呦呦的案例又表明这种“任务导向”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不过在科研经费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时，怎样更好地平衡“自由探索 式”和“需求导向式”研究的关系，中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再次提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问题。这些年尽管中国的研发经费快速增加，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 索引）和EI（工程索引）文章，以及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国科学家由于对中国的科研制度和文化环境有意见，总认为中国科学家很难做出世界级具有原创性的高水平成果，各种不满和抱怨的言论很多。但是，如果屠呦呦在40多年前，在那样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中国科 学家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我始终认为，科研的设备和仪器还有科研制度对科研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精神和追求。文学家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说：“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做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坚决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们做出惊人的事业！而怎样激发科学家的使命 感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却是需要中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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