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傅莹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
中国成长与“秩序之争论”
傅莹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
2015年5月19日
尊敬的Mr. Steve Edwards先生，
各位同学和老师，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在此致辞。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论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并存。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76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土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现在连奢侈品市场都很大。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也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经常看到的是在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对最基本的原则前提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联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轻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谢谢大家！
篇二：2016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2016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为大家整理傅莹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词《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她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驻大国女大使，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大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稿全文
尊敬的Mr.SteveEdwards先生，
各位同学和老师，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在此致辞。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Wright)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
"(EventuallyIthinkChicagowillbethemostbeautifulgreatcityleftintheworld)。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Wherefuncomestodie.)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Fast&Furious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
(Thevalueofempathy---theabilitytostandinsomebodyelseshoes;tolookattheworldthroughtheireyes.)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论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并存。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y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现在连奢侈品市场都很大。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也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
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经常看到的是在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对最基本的原则前提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联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
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轻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谢谢大家!
篇三：傅莹大使的离任讲话(中文)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颖的离任讲话
1 感谢各位出席今晚的招待会。此时我百感交集。二十世纪20年代时任中国驻英国的公使是顾维钧，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外交家。当有人问他中国人最残酷的一句话是什么时，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离任就像是席末杯中的那最后一口酒，甘醇中已经有了些许的苦涩。
2 作为外交官，又是蒙古族人，我是个天生的游牧者，似乎一生都在不断地履新和离别之间徘徊。在布加勒斯特、金边、雅加达、马尼拉和堪培拉，都有过美好的岁月，而每次告别都依依不舍。现在即将离开伦敦和英国，心里更充满了难舍的眷恋。我会怀念在这里结交的许多好朋友，正是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才得以更好地了解英国和英国人民。
3 三年来，我走过英国许多的城镇和街巷，著名中国作家王蒙曾写道：抵达伦敦如同抵达一幅早已熟悉的油画。我深有同感。英国的生活丰富多彩，无论是在如同隔世的剧场里欣赏名剧，还是足球场上狂热的喝彩，抑或是赛马场里激奋的人群，都令人印象深刻，使我感受到英国人对生活的认真和考究。
4 不少人问我，最留恋英国的是什么？与许多中国人一样，我从小就接触到英国文学，有幸在这里追寻名著作者的足迹，简〃奥斯汀临窗撰写《傲慢与偏见》的小圆桌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记；博朗蒂姐妹汲取灵感的荒原引发我无限的遐想；威廉〃华兹华斯静谧的湖畔故居让我流连忘返。这都使我触摸到英国的文化精华，也是将中国众多游客源源不断吸引来的文化魅力。
5 在我任内的三年，两国关系稳步发展。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来到英国，布朗首相也访问过北京。两国的领导人和部长之间还经常性会晤或打电话，次数之多，几乎数不清了。两国地方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3年来，中国在英投资增长了6倍，留学生和游客人数也在以双位数增长。听说，去年中国游客在邦德街的购物金额增长了一倍半多。英国保持了欧盟对华最大投资国和第三大贸易伙伴的
地位。去年夏天在北京休假期间，我想挑选一张床垫，最终相中的那款竟然是一个英国19世纪的品牌。
6 “英国设计”这几个字在中国是相当有分量的。英国不仅仅是世界金融中心，我访问过英国中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对该地区企业世界领先的创意设计能力印象深刻。这与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形成了很强的互补，双方应该加强合作，开发巨大的合作潜力。 //（第一部分完）
7 中英伙伴关系的民众基础在不断加强。在英中贸协、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筷子俱乐部等众多的工商、教育和民间友好团体的推动下，英国民众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创造了众多的商机，我们应该继续推动这一良好的势头。记得不久前出席特色学校校长年会的时候了解到，英国特色学校联盟的目标是给所有想学中文的孩子提供中文课程，充分说明两国关系的民众基础是深厚的。英国民众在2008年地震后对中国的关心和慷慨帮助令我终身难忘。记得当时一个19岁的男孩Issac Lewis从威尔士家乡步行240英里，一路筹款到伦敦来。我对双边关系的前景非常乐观。
8 但是，今天既然是在朋友们中间，我也想说，过去的三年也是我外交生涯最为波澜起伏的一段经历。每当两国不能达到彼此的要求或出现意见不一致时，英方会倾向于评判和指责中国。每次遇到问题和困难，我都试图从两国的历史智慧中寻求灵感，与英国同事一道，通过坦诚沟通找到化解分歧的思路，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9 西方需要做出是否接受中国作为平等伙伴的决断，做伙伴就意味着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要接触对话，而不是批评说教。英方不能叶公好龙，表面上说欢迎中国崛起，但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如果西方对华接触的目标是改变中国，那西方就永远不会满意，双方在国际合作中也难以同心协力。中国正处在改革的进程中，世界上有哪一个大国能像中国这样把改革作为国家的根本政策方向？这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中国的改革将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步伐进行，改革的目标是服务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满足西方的要求。
10 只有尽快消除成见，更好地了解中国，双方才能认识到彼此的不同和多元化，才能建立以理解和尊重为基础的稳固的双边关系。中国也需要努力学习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介绍自己，我给同事们留下的建议是：沟通，沟通，再沟通。这对于中英两国尤为重要，因为两国关系已经超出了双边范畴，越来越需要在全球性问题上更紧密地合作。
11 即将离开英国的时刻，工作上有了一些句号，做成了一些事情，但是也有不少“逗号”，不少工作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些“问号”。但是我对中英关系的坚定承诺没有改变，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英关系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我希望各位热烈欢迎我的继任刘晓明大使，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我也要感谢使馆的同事在过去3年里给我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德饭店为我们今天的酒会提供这样好的场地。
12 下周一我就要离开伦敦了。临走之前，我会最后一次去公园慢跑，最后一次到牛津街漫步。人还未离开，已经开始想念英国了。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
《
傅莹斯坦福演讲》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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