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普惠金融的意义 本文关键词：投资基金，股权，私募，意义，金融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普惠金融的意义 本文简介：摘要:发展普惠金融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所以，我国始终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已成为极少数人垄断并独享收益的工具，但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资本市场上维护公平正义、消除金融排斥。随着私募股权在我国企业进行资本管理时日益增强的存在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在国内的投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普惠金融的意义 本文内容：
摘要:发展普惠金融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所以，我国始终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已成为极少数人垄断并独享收益的工具，但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资本市场上维护公平正义、消除金融排斥。随着私募股权在我国企业进行资本管理时日益增强的存在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在国内的投融资体制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此，为了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国应通过加强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来防范资本市场上普惠金融发展的风险，更多注重金融安全。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普惠金融;监管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概念。2011年9月，第一个可以量化并旨在改善25亿无银行服务人口贫困状况的《玛雅宣言》在墨西哥通过，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实践。长期以来，我国也始终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1］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普惠金融首次被写入党的决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目标，国务院也在2015年12月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发展规划》)，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自此迎来了春天。由此可见，发展普惠金融是要解决大量金融排斥群体的金融服务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经济的稳定增长。［2］所以，我国发展普惠金融需要紧紧立足国情、完善相关制度，在政府的引导下提高社会的普惠金融意识。鉴于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已逐步成为国内第三大融资渠道，探索资本市场上更好发展普惠金融的路径就必须对其展开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不过，私募股权投资方式表现为对权益性资产的投资，［3］不长的时间仍阻挡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外延在我国不断扩张。［4］但是，这一阶段法律制度的缺位造成了监管不力，我国在2013年以前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法律至今也依然未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产品的发行标准、信用评级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制，导致了大量私募基金无序发展。因此，我国需要持续强化监管来更大程度发挥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势，满足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5］提供优质化的金融服务，进而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
所有人都应平等享有金融资源，弱势群体沐浴不到金融资源的普惠显然有悖于公平正义。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已然成为了极少数人垄断并独享收益的工具，但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市场上维护公平正义理应是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之一。并且，获取金融资源机会的概率直接影响了社会层级的划分，故而普惠金融以消除金融排斥为逻辑起点。由于普惠金融事关民之生存，所以我国在资本市场上努力发展普惠金融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而保障社会稳定。
(一)维护公平正义
法律之本在于正义，罗尔斯的正义论并未因制度流变而褪色。虽然普惠金融确切地说不是一个法律性概念，［6］但弱势群体沐浴不到金融资源的普惠显然有失公平，有悖于人类所标榜的文明。获取金融资源机会的概率直接影响了社会层级的划分，所以，维护公平正义必然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之一。即使人类最终无法逃脱差序格局的宿命，可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是所有人生来都具有的权利。［7］社会如若发生了实际机会与形式机会的脱节，通常会用基本需求的平等去弥补基本权利的平等，普惠金融自提出之日起便昭示着对弱者的关怀。我国《发展规划》意在为三农、中小企业等弱势领域提供金融支持，实证结果也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8］由此可见，民生保障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普惠金融事关民之生存。其不仅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提升经济能力，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普惠金融突出强调了金融应当竭诚为最广泛的社会大众服务，彰显了哲学人文发展理念。［9］是故，普惠金融对金融为何而生这一基础性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金融产生于人类的投资欲望，缺少了储蓄需求的勤劳节俭就不会有金融的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已然成为了极少数人垄断并独享收益的工具，美国霸权的主要支撑就是以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元霸权。但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金融自然不能在资本化条件下由极少数人垄断，收益也不应当由极少数人独享。不仅如此，各界还必须警惕我国当前很多社会科学理论由西方传入的现实。例如，西方经济学唯技术化、工程化的经济金融理论以数理分析替代了价值观，将亚当·斯密的理论阉割，这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是整个金融法律制度的灵魂，尽管公平正义是一个很难厘清的概念，受时代局限，可满足每个人合理的金融需求进而消灭贫困、增强凝聚力则仍能引起深度共鸣。所以，我国在资本市场上发展普惠金融可以通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来凸显对金融公平正义的维护，保障每个企业有平等获取金融资源的机会。
(二)消除金融排斥
普惠明显与排斥相对，毫无疑问，普惠金融就以消除金融排斥为逻辑起点。传统金融服务被深深打上了“嫌贫爱富”的烙印，普遍排斥弱势群体，普惠金融就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适当的、可负担的金融服务。透析金融排斥产生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地域排斥。这是指由于地区经济不发达、人口密度小、比较收益低等因素导致了金融机构在该地区开展金融服务的费用高、风险大、收益低，降低了金融机构向该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第二，价格排斥。这是指接受金融服务的潜在主体难以承受金融机构较高的服务价格而被迫放弃享受金融服务。第三，条件排斥。这是指接受金融服务的潜在主体难以达到金融机构提出的条件而被迫放弃享受金融服务。不难发现，地域排斥是产生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10］金融排斥剥夺了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资格，践踏了弱势群体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质言之，富人可以依靠原先积累的财富去赢得未来发展的动力，借助金融服务实现更快发展;但弱势群体原先并未积累到一定财富，只会因资金缺乏陷入发展困境，形成死循环怪圈。因此，我国的《发展规划》要求金融机会平等和商业化可持续，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经过调查发现，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失业、贫困和不平等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而包容性增长将这三个问题统筹纳入整体发展框架中加以解决。［11］这种包容性增长的思想需要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予以落实，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落实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举措。我国在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消除金融排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鉴于中小企业对我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而言的非凡意义，国家理应突破制度维谷，特事特办地向弱者倾斜金融资源配置，进而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毕竟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巨大、城乡发展失衡的国家，普惠金融的作用绝不是三言两语便能涵盖的。
三、强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价值
私募股权日益成为我国企业进行资本管理的重要选择，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诉求也积极呼应了政府的改革意图。所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在国内的投融资体制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私募股权行业要想获得持续繁荣就必须牢固确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买方市场理念，进而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金融风险。但我国经济逐步放缓的增速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运作过程中过度使用的杠杆会给系统性风险爆发留下隐患，这就需要我国认清监管面临的严峻形势，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来强化监管，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
(一)打牢发展普惠金融的支柱
随着我国私募股权行业的大发展，传统认识被颠覆，私募股权日益成为企业进行资本管理的重要选择。同时，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传统金融行业的参与。在这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诉求积极呼应了政府的改革意图，其已在国内的投融资体制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的市场状况明显不同于2010年所谓的“全民PE”时期，行业的专业化程度大幅提升。2017年，私募股权市场投资数量为10144例，金额达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和62．6%，投资阶段主要偏重扩张期和成熟期(见图1)。截至2018年底，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有24448家，备案的私募基金有74642只，管理基金规模达12．78万亿元。［12］所以，私募股权行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不过，繁荣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金融消费者的支持，私募股权行业要想获得持续繁荣就必须牢固确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买方市场理念，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又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支柱。美国的次贷危机使人们清醒意识到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向弱势群体提供成本适度的金融服务，并不是无条件地“普惠”众人。一味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强调向弱势群体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难免有“画饼充饥”之嫌，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最终必将造成金融服务的质量下降。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上发展普惠金融应注重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强化监管，畅通维权渠道，以此来增强投融资服务的安全性。由此可见，强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对发展普惠金融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鉴于法治文明背景下没有哪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足以永世长存，［13］用法律制度来保证行动的必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基于此，避免因各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管滞后而采取的有效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措施有利于打牢普惠金融发展的支柱。［14］
(二)降低发展普惠金融的风险
2011年，“中国PE第一案”落下帷幕，黄浩等人虽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这无形中暴露了我国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监管缺失，中国式的“庞氏骗局”值得警惕。随着我国经济逐步放缓的增速和实体经济日益加剧的压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爆发的可能性递增，监管面临严峻挑战。在资本市场发展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是金融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15］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水平良莠不齐的环境下，声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也给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运作过程中会过度使用杠杆，给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留下隐患。可由于我国股权基金监管主体不明，监管权之争一度呈现出白热化现象。［16］纵观整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史，各国资本市场早期都采用相对宽松的监管模式。不过，私募基金数量的激增与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各国加强监管。从监管发展的趋势来看，主要有三个特点，即扩大监管范围、强调信息披露、主张协同监管。作为美国次贷危机产物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不仅删除了私人投资顾问豁免条款，还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确保消费者能够及时获取金融产品的准确信息，并要求在证监会注册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进行信息披露。而且，美国已在法律框架下形成了自律监管模式以控制系统性风险，私募基金的运营主要依行业自律来约束，法律只作出私募机构是否符合豁免的规定。无独有偶，英国也同样形成了这种监管模式。由此可见，强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而发展普惠金融就需要降低金融风险。不是所有市场都能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下正常运行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前提就是要控制金融风险。因此，强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对我国发展普惠金融而言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和重要作用。
四、余论
目前，反对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纳入监管范围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量。其一，过多的信息披露会使得部分私募机构担心投资策略被模仿，造成不愿意曝光的私募机构出逃，市场上已出现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模仿私募基金运作方式的公募基金;［17］其二，私募股权的投资者理应对私募风险有充足了解并能够承担，无需额外监管;［18］其三，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过度监管只会导致私募基金逐渐向公募基金靠拢，既影响了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监管机构的成本，浪费了监管资源。不难发现，金融演进中的金融安全与金融自由一直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拉锯状态。可是，发展普惠金融要更多侧重于金融安全。虽说金融资源是否普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普惠仍难免落入安全与自由等传统观念的平衡俗套中，但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提是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这就无疑需要强化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
作者：许俊伟 葛冬寻 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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