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下的汉水流域爱情婚姻剧 本文关键词：汉水，地理学，流域，婚姻，爱情
文学地理学下的汉水流域爱情婚姻剧 本文简介：［摘要］汉水流域地理位置独特，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该流域的地方戏在发展、传播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其中爱情婚姻剧在思想内涵上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共有的文化内核，同时在生态环境及地域文化影响下，又有所改变、创新。剧作对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有所打破，并使其主题发生偏移，不再过多关注文人的富贵风
文学地理学下的汉水流域爱情婚姻剧 本文内容：
［摘要］汉水流域地理位置独特，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该流域的地方戏在发展、传播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其中爱情婚姻剧在思想内涵上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共有的文化内核，同时在生态环境及地域文化影响下，又有所改变、创新。剧作对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有所打破，并使其主题发生偏移，不再过多关注文人的富贵风流梦及人生价值取向，而是结合民俗民风及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状态，更多关注普通百姓的愿望及诉求。随着该类戏曲不断民间化、地域化的进程，爱情婚姻剧中的女主角身份地位也整体下移且呈现多元化特征，具有“泛佳人”化的特点，这些改变都使该类剧目进一步得到民众的喜爱。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汉水流域;爱情婚姻戏;主题偏移;佳人形象;重构
汉水即汉江，源自于陕西省宁强县，经流勉县与褒河相汇，途径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达武汉入长江，其干流全长约1500多公里，流域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汉水流域介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是中国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四季分明、雨水丰沛、气候温润。“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显地具有南北交汇、过渡的地理特征。”［1］17这里是汉文化的发祥地，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汉水文化主要由秦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融汇而成，既具有中华文化的主体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同样，汉水流域的戏曲创作及演出也是一方面与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基本同步一脉相承，有共通之处，同时，在反映生活及审美特征上又显示出浓郁的民俗特点。当代新型学科文学地理学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地理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作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两者有很强的相关性，汉水流域的戏曲创作明显体现出这种关系。汉水流域的戏曲剧种较多，主要有“汉调桄桄”“汉调二黄”“楚剧”等，内容繁杂，包罗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板式多样，流派众多。仅从题材的角度看，就有三国戏、水浒戏、包公戏、爱情婚姻剧、其他历史剧等等［2］，其中，爱情婚姻剧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剧目较多，特色各异，无论在“汉调桄桄”，还是在“楚剧”“汉剧”中，这类题材剧目都很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汉水流域的爱情婚姻剧从题材的角度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其一，大胆追求爱情，女性意识突出。如《赶潘》(《秋江河》《秋江送别》《白云楼》《云楼会》)《尼姑思凡》(《思凡》)《补背褡》《绣荷包》等。其二，对爱情婚姻的坚守。如《鸳鸯冢》《吕蒙正泼粥》《秋胡试妻》《高文举观星》等。其三，对封建婚姻及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如《小媳妇回娘家》《宋美卖妻》等。从相关剧目及题材内容上看，尽管每个剧目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总体来说这些爱情婚姻剧存在明显的共有特征。
一、对传统爱情婚姻剧的继承
中国古典戏曲从元杂剧以来，就有大量的爱情婚姻剧，其中，尤以才子佳人剧为盛，许多文人作家在其人生价值追求遇阻的境况下，往往在创作上开始背离传统的人生价值追求，继而寻求另一种人生慰藉，在创作上通过对才子佳人爱情的演义与阐释，表达人生的另一种理想，以抚慰在现实中心灵的创伤。在这类剧目中，虽然有不少作品从人性出发，歌颂爱情对“天理”的冲击，对礼教加以挑战，但其剧作体现的核心价值仍不脱传统主流价值观。诚如中国古典戏曲特有的“凤尾”结局一样，才子佳人剧以才子高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作结，在既富贵又风雅的状态中，使一切矛盾得以和谐，“青年男女要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幸福，就必须与种种困难斗争，冲破阻隔，尽管阻碍多种多样:封建家长、封建礼教、压抑的环境、无良小人，甚至包括自己内心的矛盾等等，但最终的结局是一致的，那就是‘金榜题名大团圆’。在最高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上封建家长与反叛的青年男女趋于一致，达成和解，所有的矛盾在夫贵妻荣的光环下消融了，喜剧成为必然。”［3］这样的模式叙写“正是文人才士借以慰藉功名失意的心灵的审美需求”［4］533。汉水流域不少爱情剧仍然秉承了这一传统，在描写情爱的同时，杂糅了主流的人生价值取向，坚守着传统礼教的底线，往往叙写才子佳人故事时，念念不忘在风流佳话中融入伦理教化，以使其符合“发乎情而止乎礼仪”的古训。作家在寄托理想，弘扬美好人情人性的同时，不脱才子佳人剧之窠臼，故事结尾也大多是要么金榜题名，要么得到家人及社会认可，最终回归到社会许可的道德范围内。例如，《凤冠梦》《芙蓉剑》(《孟丽君脱靴》)等。《凤冠梦》［5］398是汉调桄桄中的经典改编剧目，源自于对其他地方戏中同名剧作的改编，该剧在秦腔、评剧、越剧、川剧等地方剧中都是受民众欢迎长期演出的保留剧目，内容大致相同，但因剧种不同而风格各异。故事写嘉靖年间御史沈炼之子沈少卿虽满腹才华，但因家父得罪严嵩，而被迫逃难，原与官家小姐的婚约也被迫解除。逃难至江边被善良的渔家女春娘所救，两人交往过程中产生感情，遂私定终身。剧中虽有中了状元又被取消功名等曲折经历，但最终恢复状元功名，娶了春娘，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剧在叙事模式上仍然是才子佳人剧的形式，只是女主角的身份已有所变化，其主要思想的表达仍然在传统道德、社会规范的框架内。《芙蓉剑》［5］237是根据清代陈端生弹词《再生缘》及传统戏曲剧目《孟丽君》改编而来，虽然增加了不少情节及具有地方色彩的唱词，但其主旨思想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内核。该剧讲述了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元代兵部尚书之女孟丽君与才子黄甫少华相恋，遇国舅刘奎壁从中构陷，刘奎壁意欲杀害黄甫少华，夺娶孟丽君，后黄甫少华逃难途中考取武状元，并挂帅东征立功封王。
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主题偏移
由于汉江及其支流串起了大小不等的平坝盆地，且刘邦又在汉中称王，并以汉水的“汉”字做王朝的名称──汉朝，人们无形中就把汉水流域与汉民族、汉文化联系起来，自然对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也产生了认同感，崇祖意识明显，这使得主流文化在汉水流域文化中从未缺席，但这更多的是官方文化，而在民俗文化层面，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并且，明清以来戏曲演出是该流域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因此，剧目的撰写、演出必然更趋于平民化或民俗化。娱乐性是戏曲演出的重要目的。明中叶以来，尤其是汤显祖的剧本创作成为范本之后，戏曲创作案头化倾向日益突出，许多作品更多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及理想追求，许多爱情婚姻剧也多是文人美好愿望的表达。而与生产、生活更加贴近，更加民俗化的汉水流域戏曲，其剧目及演出内容更贴近大众，所表达的主题与传统的婚恋剧相比，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偏移，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的人情人欲、婚恋生活中的琐事，甚至借助于婚恋故事中的调侃、揶揄、打闹等，达到娱乐的目的，喜剧色彩明显。戏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是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戏中更多体现的是普通百姓的愿望和理想。“在我国，由于各地的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经济、文教、风俗等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文学的地域色彩一直是很鲜明的。”［6］357汉水流域的爱情婚姻剧正是在继承传统主题的基础上，把该流域的地域文化色彩凸显出来，生长在这方水土上的剧作家及戏曲演员受该流域独特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在剧目的创作、演出过程中，很自然地把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及生命的体验沉淀到作品中，即使不脱传统窠臼，也依然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正是这“差异”赋予了地方戏曲新的活力，戏中的人们更直接地表达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喜怒哀乐、生命的原始冲动。剧中的男主角也不一定非要通过科举来体现自己的博学多才及人生价值的实现，那种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封妻荫子不再是人生的唯一，现实生活的普通美好更值得追求。汉水流域地方戏中的多数男女主角在表达爱情时更为直接，他们更看重个体对情感的美好体验，自然也就加大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原有社会规范的冲击，削弱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尤其是汉水上游，巴蜀文化更注重对原始自然的崇拜，对人性本真的肯定。许多作品所反映的婚恋之情，就是普通百姓的男欢女爱及美好婚姻生活的愿望。传统才子佳人剧中那种不切实际的“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才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固有模式被打破，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情爱模式都出现了创新，都更加接近生活。例如，楚剧中的《荞麦馍赶寿》《赶会》《小放羊》《小媳妇回娘家》等等。《荞麦馍赶寿》［7］1中的女主角翠花嫁给穷秀才，回娘家给父母拜寿时，因贫穷只带有荞麦馍而被赶出家门，其后丈夫高中状元，生活得以改善，而其娘家因失火家道败落，其母流落街头，翠花不计前嫌最终收留了母亲。这出戏中虽然仍有高中状元的桥段，但更多的是民间普通人的生活及亲情的写照。而《赶会》［7］63直接描写的就是一对普通劳动青年的爱情故事。《小放羊》［8］79同样，讲述了放羊娃吴明达野外遇到了摘野菜的白大姐，两人相互同情，进而产生感情，最终结为夫妇。《小媳妇回娘家》［9］155则描写了小媳妇在婆家遭受了诸多的磨难，公婆的打骂、小姑子的欺凌、丈夫的无情等，戏中表现的就是女性在现实婚姻中的真实状态。豫剧中也有民间小调《小媳妇回娘家》，剧目内容具有相似性，都反映了封建男权社会下，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带给女性的不公与创痛，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即使地域不同，但由于相同的婚姻制，造成了女性家庭生存状态的相似性，因此，一些民俗剧目又具有了共通性，都非常贴近生活本身。从汉水流域的剧目中，可以看出多数爱情婚姻剧描写的就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与美好愿望。
三、“佳人”形象的拓展及重构
中国古典婚恋剧，尤其是大量的才子佳人剧中，佳人形象一直笼罩着玫瑰色的花环，她们不仅貌美如花，且独具才情，在追求爱情上蔑视功名、金钱、门第等外在物化的东西，更注重精神上、情感上的契合，往往能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各种障碍，即使有些如崔莺莺之类，内心矛盾重重，追求爱情一波三折，但最终都能突破“三从四德”等清规戒律，得到幸福，一方面体现人欲对天理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在戏曲舞台上实现了读书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汉水流域的婚恋剧，很多剧目虽然保留了传统“佳人”的一些形象特点，但更多的作品在塑造“佳人”形象时进一步拓展，把古典戏曲中那些较为完美、具有梦幻色彩的女主角拉回到现实中，更多叙写了贴近生活本真的女性形象。1．戏曲中女主角的“泛佳人”化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佳人”形象最典型的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官家或高门大户的小姐，身份地位比较高;另一类则是极具才情及人格魅力又比较独立的青楼女子。这些“佳人”形象的塑造，往往是男性作家或文人根据自身的精神需求加以想象而创作的，离现实生活很远，浪漫而虚无缥缈。汉水流域爱情婚姻剧中的“佳人”相较而言更生活化、平民化，许多形象要么如邻家女孩，要么是村中少妇，展现的是普通女性的生活常态及生存状态，体现的是该区域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及美好愿望，因此，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像传统“佳人”那样单一，而是更加多元化、大众化，具有“泛佳人”化的特点。汉水爱情婚姻剧中，既有貌美如花、满腹经纶的女子，也有更多相貌平平、从事普通劳动生产的女性，例如，楚剧中的《张二妹赶会》，天沔花鼓中的《掐菜苔》《绣荷包》等等。在这些戏中，剧作家并不专门描写女性的外貌或突出其貌美如花，甚至连名字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民间称呼，如“小媳妇”“张二妹”“幺妹”等等。2．率情率性、质朴纯真的民间色彩汉水流域的爱情婚姻剧中，青年男女在表达情感及追求爱情婚姻幸福时更加率性而行，很多女性形象受“闺阁”文化的影响较少，传统礼教虽然对她们也有一定的约束，但戏曲中的女主角在表达情感诉求时更多的是出自人性本真的情感表达，具有民间文学中那种率情率性、质朴纯真的色彩。例如，汉剧《秋江河》(《赶潘》《秋江送别》)，该剧源自于明代高濂创作的戏曲作品《玉簪记·追别》，汉水流域许多剧种里面都有对《玉簪记》中这段故事的借鉴与改编。在改编的过程中，更加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等突出了女主角陈妙常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执着。文学地理学在涉及文本研究时，强调要“解读好文学作品的人地观”，重点关注“人地关系”［12］12，对汉水流域戏曲剧目的研究也当如此。汉水流域的爱情婚姻剧在继承中国传统戏曲精髓的同时，融汇了地理生态下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展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由于这类剧作大多迎合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及审美趣味，因此得到了百姓的喜爱，也促进了戏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作者：姚秋霞 单位：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文学地理学下的汉水流域爱情婚姻剧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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