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经验启示 本文关键词：东京，启示，制定，创新，经验
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经验启示 本文简介：摘要： 东京大湾区作为世界级大湾区之一，既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日本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区域。优越的区位条件、开放的港口集群、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人口优势、合理有序的城市分工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为东京大湾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京大湾区内
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经验启示 本文内容：
摘 要： 东京大湾区作为世界级大湾区之一，既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日本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区域。优越的区位条件、开放的港口集群、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人口优势、合理有序的城市分工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为东京大湾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京大湾区内的创新活动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以东京都为中心高度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这强化了东京大湾区内部东京都对创新资源的集聚，促进了东京大湾区各地区的分工协作、创新成果的转化扩散与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日本扶持创新的法律计划与针对人才、财税、知识产权、产学官合作的政策措施是东京大湾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为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制定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日本; 东京大湾区; 创新格局; 创新政策; 粤港澳大湾区;
Abstract： As one of the world-class great bay area,Tokyo Bay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Japan's economic growth,but also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in Japan. It is an important region that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uperior location conditions,port clusters,strong economic strength,adequate population advantages,a rational and orderly division of urban labor system,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a developed financial system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in Tokyo Bay Area.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 within Tokyo Bay Area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pattern in the metropolis of Tokyo,which strengthens the gathering of innovation resources,drives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regions,achievements transfer and diffusion,and enhancement of the whole innovation ability. The laws on the support of innovation and the policies on talents,finance and tax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Tokyo Bay Area's innovation development,which are beneficial for the innovation policy mak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Keyword： Japan; Tokyo Bay Area; innovation pattern; innovation polic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引言
东京大湾区作为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对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是日本国家创新活动的核心源动力。汤森路透发布的“2017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名单”显示，日本拥有40家上榜企业，在全球创新活动领域是重要的领跑者，其中东京大湾区占29家，东京大湾区内聚集了全球30%的创新机构，拥有众多具备强大研发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汽车、机械、电子产品等领域科技创新水平全球领先。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措施，刺激东京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的高速增长。东京大湾区依托国际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创新企业集聚和日本政府政策倾斜的支持，在对外开放中吸收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理念，大力发展先进科技生产力，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湾区生态环境，催生众多科技创新机构，涌现出大批科技创新成果，使东京大湾区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创新中心。
长期以来，东京大湾区完善的创新体系、优越的地理位置、高效的交通网络、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宜人的居住环境及其显着的湾区经济特征和首都型经济特征，成为日本学者的研究热点。吉村弘和山根薰(2004)通过对日本创新能力、经济实力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进行研究，基于临近直近大都市圈(NLC)规模判断其创新水平、经济实力和人口密度。研究发现，东京大湾区不仅是日本创新能力最强、经济和人口方面地理集中度最显着的地区，也是全球范围内的重要经济创新发展集聚区[1]。张昱、眭文娟、谌俊坤(2018)通过研究也认为，东京大湾区集中了日本接近四成的经济总量，可谓是日本经济的绝对中心[2]。近藤章夫(2018)对东京大都市圈的创新系统及集聚程度进行研究，对大湾区内各种产业集群的分布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在政府指导下创新系统的构建以及对创业风险的支持政策，最后对东京大都市圈的创新集聚和再开发进行展望[3]。随着日本政府认识到创新拉动日本经济增长和创新政策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制定实施各类区域创新政策，Okubo和Tomiura(2012)仔细评估了《日本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日本新增的创新企业数量较多，企业创新质量逐步提高，创新集聚水平持续提升，但是日本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严格的评估，结合日本的实际变化与世界产业的发展变革进行适时合理的调整，不断地对日本创新政策进行完善[4]。孙艳艳等(2016)以东京大湾区为例对日本区域创新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发现日本区域创新体系正在向网络化和地方政府主导转变，科技和产业领域的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在东京大湾区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日本的区域创新政策对我国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5]。
综上，创新是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推动产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创新要素在东京大湾区内集聚是东京大湾区内建设创新型区域和增强区域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这表现在东京大湾区内聚集了优质的创新要素和资源，如科技创新资源和金融创新资源，拥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工程师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等，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聚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发生。与此同时，东京大湾区内形成了各种工业产业集群，工业产业集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进一步促进了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形成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再研发”循环高效的创新体系，促进了东京大湾区创新经济的繁荣发展。此外，日本支持创新的各类法律政策措施也为区域内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因此，本文以东京大湾区的创新活动与日本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发生的整体情况，然后重点研究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特征，进一步分析总结有利于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创新政策体系，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实际，提出东京大湾区创新政策制定经验对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益启示。
一、东京大湾区创新发生的基础环境
东京大湾区的发展经历了工业集聚、服务业集聚和创新资源集聚的不同阶段，既有显着的湾区经济特征，也有着浓厚的首都经济特点。作为世界重要的创新发源地之一，东京大湾区拥有着促进创新活动发生的有利环境与条件，如依托港口群优势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优势，壮大了东京大湾区的经济实力，并逐步形成了大规模的港口集群、特色产业集聚和城市集群[5]。同时，在东京大湾区内围绕着产业扩张需求，成立了为产业输出高端人才的教科研机构，聚集着众多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心，以及各种类型的国家创新机构和产业协作创新平台，这为东京大湾区内创新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东京大湾区内创新活动产生的客观条件，我们从区位与港口条件、经济与人口情况、城市分工与产业体系、金融支持等4个方面分析总结东京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基本状况。
优越的区位条件和港口集群为东京大湾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京大湾区位于日本关中平原南部、本州岛中部太平洋海岸，海湾南北长80公里，东西宽25公里，湾口约8公里1。主要由房总半岛和三浦半岛组成，具有优美的海湾环境及独特的区位优势，东京大湾区面积4.69万平方公里，占日本总面积的12.4%。统一规划、协调发展的港口集群增强了东京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东京大湾区依托港口建设，发展规模化的重工业和航运物流业，建立了世界级的产业中心，成为港口群合理分工的典范。湾区拥有6个重要港口和3个地方港口2,2016年，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766万标准箱。东京湾已形成分工明确、协调发展的港口群体系，通过法律和规划将各港口整合为职能不同的有机整体。如东京港主要是商品进出口港，千叶港属于能源输入港和工业港，川崎港主要是原料进口和产品输出港，横滨港承担工业品输出功能，木更津港是地方商港和旅游港，横须贺港是军港兼商业贸易功能。
东京大湾区经济总量大，GDP总量以及GDP占比除个别年份外，逐年递增，2017年GDP总量约占日本经济总量的36%，位居世界三大湾区首位3。人均GDP为4.4万美元，是日本人均GDP的1.4倍。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口优势是东京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东京大湾区经济综合实力强劲，湾区内世界500强企业和最具创新力企业数量尤为突出，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东京大湾区是日本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人口大量流入为湾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增田宽也(2014)[6]对东京大湾区人口流入进行研究，发现战后日本经历过3次从地方到东京大湾区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第一次是1960—1979年的高速增长期，1961年日本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乡村的年轻人以集体就业的形式向大都市圈流动，为重化工业提供大量劳动力。第二次为1980—1993年，包括泡沫经济时期。东京大湾区实现以服务业、金融业为推动力的发展，同时位于地方的重化学工业因日元升值而陷入困境。东京大湾区和地方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大量的人口从地方转移到东京大湾区。第三次为2004—2013年，日元升值对制造业产生负向冲击，地方人口减少与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以年轻人为主的大量人口再次从地方向东京大湾区转移[6]。根据东京大湾区的人口与经济数据统计结果(见表1)，发现东京大湾区拥有日本30%以上的人口，并且人口数量及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逐年递增，2017年东京大湾区的人口是4 007万，约为全国人口的31.8%。
表1 东京大湾区人口与经济数据统计表(4)
合理有序的城市分工体系与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东京大湾区创新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东京大湾区注重湾区内各等级城市的协调发展，“多中心、分层次”的空间战略形成合理有序的城市分工体系，促进了湾区经济整体结构的合理布局。根据国土交通省国土地理院对东京大湾区的定义，东京大湾区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茨城县、山梨县(即“一都五县”)4。其中东京都是大湾区的中枢，是日本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中心;神奈川县是日本工业、港口、部分企业总部和国家行政机构的主要集聚地;埼玉县是国家机构和商务职能的集聚地，承担东京都部分政府职能的转移;千叶县是国际空港、海港、国际物流、临空产业集聚地;茨城县是高科技产业、大学和研发机构集聚地;山梨县自然资源丰富，拥有日本最高的富士山，是日本的旅游胜地。东京大湾区拥有高度发达与门类齐全的工业产业体系，为了给新型创新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和机会，东京大湾区实施循序渐进的“工业分散”战略，统筹规划的空间布局，将制造业向外转移，推动了周边地区工业的兴盛。东京大湾区经历重工业阶段后，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形成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为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以及高科技产业集群。更加重视高端服务业的建设，将高附加值的印刷业、服务业和奢侈品行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心。东京大湾区现已形成以京滨、京叶为核心的两大工业带，特别是京滨工业区已成为东京都市圈的产业研发中心。
发达的金融产业有力地支持了东京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东京大湾区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业金融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是日本最主要的银行集聚地，拥有超过90家的银行总部;东京大湾区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中心，占日本证券交易总量的80%，拥有日本最大的东京证券交易所。根据2018年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第24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4)，东京大湾区CFCI得分为722，处于世界领先地位5。东京大湾区金融市场的优势有以下3点:一是充足的资本储备，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集中了日本庞大的外汇储备;二是实行“主银行制度”，银行、企业、政府结合较为紧密，东京大湾区的金融市场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色;三是具有分离式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使大湾区内金融市场受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较小，并拥有高效严格的市场监管，保证东京大湾区金融市场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二、东京大湾区创新格局的特征
通过对东京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基本条件进行分析，发现东京大湾区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开放的港口集群、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人口优势、合理有序的城市分工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发达的金融体系，这些要素资源优势为东京大湾区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但是，东京大湾区内创新活动的发生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正如区域内资源禀赋与要素流动在空间上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导致区域分工成特定的空间格局一样;创新作为一种高级的经济活动，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中和空间依赖现象。因此，要全面揭示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发生的基本特征，有必要对东京大湾区内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这里借鉴区域经济学中的格局分析方法，对东京大湾区的创新活动表现进行分析，发现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表现与空间分布特征。
(一)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表现
创新活动是一个涵盖了思想的产生，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等一系列活动的复杂过程，很难精准地测度创新活动。国内外学者通常从产出与投入两个方面对创新活动进行测量，如采用专利、科技论文、研发投入、科技人员等作为创新活动的替代指标[7,8]。考虑到这些指标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在研究创新格局过程中，采取产出或投入指标进行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同时考虑到专利比较接近创新的商业应用，具有与创新活动关联度更大、数据易获得的优势，因此选择专利作为测量区域创新活动与研究区域创新格局的分析指标6。下面，采用2000年至2017年的专利授权量指标对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7。
首先，对东京大湾区内各地区的专利授权量进行区域比较分析8。根据2017年东京大湾区内各地区的创新活动数据，发现东京都专利授权量是89 508项，在东京大湾区中专利授权量居于首位，占东京大湾区专利授权量的83.1%，是位居第二位神奈川县专利授权量的7.3倍，其余4县专利授权量不足3 000项。数量最少的是山梨县，专利授权量仅为653项，不及东京都专利授权量的7%。其中，东京都和神奈川县分别位于东京大湾区的中部和南部，埼玉县位于东京大湾区的北部，茨城县、千叶县和山梨县分别位于大湾区的东部和西部。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确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2000年至今，东京大湾区内专利授权量的空间分布没有发生显着变化，东京大湾区的中部创新程度最高，其次是中南部沿海地区，其他地区的创新程度最低;这与经济地理学强调的区域经济演化的“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特征相一致。考虑到东京大湾区内各地区在创新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东京大湾区内的创新活动的非均匀分布是合理的。同时，考虑到创新具有马太效应，即创新能力强的区域通过创新会获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促进了创新的发生与创新能力的增强，使得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匀分布不断强化。
借鉴Lim(2003)的方法9，计算东京大湾区专利授权量的绝对基尼系数指标，对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程度进行测量分析[9]。绝对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是测量创新活动的绝对基尼系数，是区域创新活动的平均数，xi和xj是地区i和地区j创新要素占全部创新要素的份额，G的取值范围是(0,n-1/n),G的数值越大说明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程度越大。根据东京大湾区的创新基尼系数结果，发现从2000年到2017年，东京大湾区创新基尼系数值呈周期性波动状态，但始终处于0.6至0.7之间(见图1)，这表明东京大湾区的创新活动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
图1 东京大湾区创新基尼系数
(二)东京大湾区创新格局的典型特征
在分析了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区域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借鉴Ellison和Glaeser(1997)提出的产业集聚度测量指标EG指数10[10]，以及Fornahl和Bernner(2009)利用EG指数计算德国43个行业的专利数据的地理集中度的方法[11]，对东京大湾区28个行业的创新活动集聚程度进行测量分析。EG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qi为某地区的专利授权量占大湾区专利授权总量的百分比，m为区域个数，Gj为行业j地理集中度，H是赫芬达尔指数，Xj是行业j专利授权量，n表示行业的企业个数，X是区域内的专利授权量总数。根据Ellison和Glaeser(1997)对EG指数的划分标准[10]，当β0.05，视为高度集聚;0.02β<0.05，视为中度集聚;β<0.02，视为不存在集聚。
根据东京大湾区EG指数的计算结果(见图2)11，发现东京大湾区EG指数的数值在0.03至0.07之间，这表明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特征，其中，在2002年、2007年至2010年、2013年至2014年，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EG指数值大于0.05，创新活动处于高度集聚状态。现实中，创新活动对知识、人才、文化、制度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同时创新主体的集聚可以方便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促进技术创新、进步和扩散。因此，在一个区域内，创新活动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的集聚特征是符合创新发展内在规律的。
进一步分析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首位度情况。首位度指标通过测量第一名与其他地区的比值情况，从而可以清晰刻画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对比情况，首位度指标和EG指数是测量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的两大重要指标之一12。具体的，首位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为创新首位度，Y1为首位地区创新活动量，Y2为排名第二地区的创新活动量。
图2 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EG指数
图3 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首位度
根据东京大湾区首位度计算结果(见图3)，发现从2000年至2017年，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首位度指标数值始终处于5至10之间，2009年的首位度数值更是达到了9.33的最大值，这显示了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高度集中于单一的中心城市。
综合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EG指数与首位度指标计算结果，发现2000年以来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EG指数大于0.02，且首位度远大于5，表明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高度集聚，且属于首位分布型，即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高度集中在首位城市东京都，且随着时间推移，东京大湾区这种单中心高度集聚的创新格局并没有改变。
综上，东京大湾区形成了以东京都为单中心的高度集聚的创新格局。这与双中心或多中心的创新集聚格局不同，单中心集聚格局更加有利于区域经济学中极化效应的发挥，促使中心城市集聚更多的科技创新资源，形成显着的创新优势，快速提升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推动中心城市创新活动的发生。
三、日本创新政策及其对东京大湾区创新的影响
除了东京大湾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优势外，日本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与法规是东京大湾区创新发展与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日本创新扶持法律与科技发展计划
东京大湾区创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日本扶持创新的基础法律与科技发展计划。1995年，为加快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改善各类企业的创新环境，日本政府制定了关于科技创新发展的纲领性法规《科学技术基本法》[12]。该法明确规定科技创新发展的宏观导向，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科技创新立国”时代。1996年起，以该法为依据，5年为周期，共制定5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形成了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为东京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年起，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实施区域研发中心扶持计划，即RSP计划，该计划是向选定地区的中介机构派遣科技联络员、构建产学官合作网络、挖掘并扶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终实现成果转化。RSP计划实施后，初步形成了根植于东京大湾区的区域创新体系。经济产业省于1997年和1998年相继推出区域新生研究共同体计划和区域集结型共同开发计划，这两个计划都是以地方的骨干企业、中小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具有优势科研力量组成的研发中心，借此开展地方产业高精尖领域的研发，打造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知识和技术创新高地(COE)[13,14]。
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年起，为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工作，文部科学省下属的JST组织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周期内，设置了8个JST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之后又增设了8个协同创新服务中心。将产学双方的成果和企业需求信息结合起来，集中优势发展主导产业，进一步加强东京大湾区的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计划实施后，日本的区域研发能力得到了显着提升，政府的研发投资力度不断增强，已形成良好的科研竞争环境和产学官合作机制。
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年起，为深化国际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纳米技术等世界顶尖“基础技术”的研发(政府将研发投入经费的年增加量确定为GDP的1%)，加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本政府提出加快和完善区域集群的发展，在提高产学官合作研发的基础上，制定了融资制度、创业扶持政策、完善市场环境等相关政策。该计划实施后，东京大湾区的基础科技研究水平得到显着提高，战略性重点科技领域的研究逐步增强，进一步深化了科技体制改革，加大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
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年起，为全面推行科技创新政策，重视人才以及支撑人才的组织作用，实现与社会共同深化创新政策，日本文部省、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联合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选定有潜力的创新战略区域进行支持。文部科学省专门针对创新战略区域推出区域创新战略支援计划，这些地区大多具有产业集群、知识集群等集群计划的实施经验，具有一定的区域科技创新基础，是一个升级版的区域集群计划[15]。该计划实施后，东京大湾区的研究开发环境日臻完善，国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科学技术实力日益增强。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年起，为实现创新的可持续增长和区域的自律发展，构建人才、知识、资金的循环系统，内阁府制定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战略”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6”，制定了“超级智能社会计划”(Society 5.0)，利用物联网在制造业及各种产业领域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社会整体变革，加强商业互通，提高信息服务系统化，构建企业、研发机构、政府的共享平台，提高综合竞争力，加强基础技术创新能力。
(二)日本支持创新发展的其他相关政策措施
日本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还体现在人才、财税、知识产权保护、产学官合作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开展与创新格局的形成。
一是高效的人才战略政策。科技创新的发展依赖高科技人才的技术创造。自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科技和教育领域都开始重视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并提出一系列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规划，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竞争、交流机制和良性竞争的研究环境。日本政府始终强调，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止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更是创新实践领域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以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综合人才开发和培养为主体的科学技术人才战略，为配合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240万科学技术人才综合开发和培养计划、COE计划和创新人才培养机构评价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是东京大湾区高素质人才的积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之举。日本政府自实行“教育先行战略”以来，实现了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技术研发、企业创新实践人才需求的有机结合，初步形成注重实践应用、覆盖“校企政”的完备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科技研发人员，有效促进了教育科技管理机构的高效率运转[16]。
二是优惠的科技创新财税政策。对科技创新企业进行合理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专项技术开发补助是东京大湾区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环节。财政补贴主要是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对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财政补贴。扶持科技创新企业的作用，一方面是直接实现资金或资源向重点科技创新企业的分配;另一方面是对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分配过程进行直接或间接调控，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科技产业倾斜。税收政策一般包括税收抵免或加计扣除、加速折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先进设备采购补贴等税收激励措施。为鼓励民营企业的研发投资，突出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加速科技创新发展。
日本政府于1967年建立企业创新研发税收制度，之后多次对该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2003年改革，增加企业对IT业投资的两项优惠，一是投资额10%的税收抵免和50%的特别加速折旧;二是企业R&D支出增加部分超过以往最高水平时，增加部分的20%可抵免所得税税金;需进行设备现代化改造、注册资本在3亿日元以下的企业，可以在第一年对固定资产总额提取30%的特别折旧;对开展高新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减免购买或租赁设备的所得税，并从法人税或所得税中扣除其试验费用的6%(累计不得超过年度应缴税费的15%);对中小企业实行27%的税收优惠。2017年4月，再次对企业创新研发税收制度进行修改:对科技创新研发的企业，根据过去3年研发投资支出费用的平均增长水平，对企业税额进行6%～14%的减免(中小企业减免12%～17%)，并减免法人税额的25%;对开展高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生产的中小企业提供额度为技术开发费用50%的技术开发资金补助;将政府、大学、民营企业共同研究或委托研究费用(“特别试验研究费”)20%～30%的金额从法人税中扣除。
三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日本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日本政府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并将专利战略从构筑专利网和保护国内市场转向技术创新和形成自主专利;为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提高产业竞争力，2002年日本政府提出“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并颁布《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大纲明确规定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加快专利审批速度，促进大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许可中小企业无偿使用大企业的“休眠专利”等50多项具体措施。随后相继颁布了《知识产权基本法》《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
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调整知识产权战略，并针对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制定与时俱进的知识产权政策。2003年至2005年，围绕“知识产权立国”进行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构建，以努力建设世界最顶尖的知识产权制度为目标，积极落实知识产权立国政策;2006年至2008年，对创造、保护、利用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的制度给予完善，争取在整体上达到世界顶尖的知识产权制度;2009年至2012年，积极融入全球网络化进程，增强日本在全球知识产权网络中的竞争力;2013年至2017年，日本以构建具有吸引力的产权制度为目标，鼓励技术创新和吸引国外的技术及投资，继续培养具有创造性和战略性的知识产权人才，为推动世界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而努力[17]。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东京大湾区科技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障。
四是科学的产学官合作政策13。1995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实施“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围绕知识产权归属、技术转移、鼓励创新等方面，配套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产学官法律体系。日本产学官合作体系是由大学知识产权本部、技术转移组织、产学官合作协调员和共同研发中心组成，其中“产”是指产业界，是经济责任主体，对创新的风险负责;“学”是指大学或科研机构，是提供和创造学术的源泉;“官”是指政府，保障创新研发成果的转化。
自日本政府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起，东京大湾区十分重视产学官合作、不断推进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协调发展。同时，根据当期计划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产学官合作。第一期计划中，实施《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明确大学技术成果转移的法律地位;颁布《产业活力再生法》，拓展政府委托研发取得专利的专利权人主体;施行《产业技术力强化法》，允许大学教师在技术转移机构和企业兼职，并延长国立大学委托研究和共同研究成果的专利优先实施权。第二期计划中，制定共同研发税额扣除制度、全面调整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国立大学法人化、撤销大学教师发明补助上限;规定第一期产业集群计划从技术研发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全过程实施产学官合作;制定第一期知识集群事业，依靠研发能力强的大学建立东京大湾区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第三期计划中，实施促进产学官高度合作计划和产学官合作战略。一方面，向创新能力强的大学派遣产学官专业协调员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全面推进有特色的国际产学官合作。第四期计划中，实施大学绿色创新计划，重点推进大学的环境能源技术成果转化;建立技术人员培养体系，在东京大湾区内培养复合型技术管理人才。第五期计划中，主要调整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大学技术创新贡献能力，增加就业岗位，增强经济效益。通过以上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提升了东京大湾区产业界、学术界开展技术创新合作的积极性。
(三)日本创新支持政策对东京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影响
日本创新支持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东京大湾区创新水平的提升与创新格局的形成。通过对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与其他扶持政策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其更注重培育创新基础，强化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法人功能，重新建立研究基金制度，加强公立研究机构承担中介职能的作用，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推进监管和相关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创新活力，使得东京大湾区具有充沛的科技创新资源、强大的研发能力、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和高端的科技创新服务，这些创新政策显着地提升了东京大湾区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丰富的科技创新成果。例如，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实施初期，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东京大湾区创新科研经费的投入，重点投入到生命科学、信息通讯、超精加工技术和环境4个领域，并且以产业集聚项目推动技术创新，使得东京大湾区积累了大量的创新研发资本。此后，注重青年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开始实施万人博士后计划，提升以年轻研究者为中心的流动性，同时扩展了研究人员国内外的交流合作，推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图4 东京大湾区创新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
由图4可知，从2000年到2010年，东京大湾区的每万人专利授权量由21件增加到34件，东京大湾区的创新产出效率显着提升14。近十年东京大湾区的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申请量稳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科技创新产出能力最强的区域;东京大湾区本土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2018年的研发依存度高达99%，东京大湾区内集中了日本约40%的高等院校和50%的大学生，占日本研究机构总量的1/2，东京大湾区逐步形成了内生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15。同时，东京作为东京大湾区的经济中心，东京大湾区作为日本的经济中心，受东京旧有的科技创新能力、高效的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影响，日本的创新支持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以东京都为中心的集聚创新格局的形成。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东京大湾区创新格局与日本创新政策进行研究，发现优越的区位条件、开放的港口集群、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人口优势、合理有序的城市分工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为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京大湾区内的创新活动存在着显着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以东京都为中心高度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日本健全的创新支持法律体系是东京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日本扶持创新的法律与政策是东京大湾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及动力引擎，建设科创型大湾区将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必然选择。东京大湾区是日本的政治中心、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和商贸中心，也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为此，借鉴日本东京大湾区创新发展经验，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实际，有利于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扶持政策制定方面的有益启示。
第一，构建可持续性的科技创新发展政策。技术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发挥在区域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引导作用[18]。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环境的现状，制定周期性的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细化不同时期内区域创新政策，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构建协调性、连续性、可持续性的区域创新政策体系，并根据国内及世界科技发展形势对政策内容及时更新或调整。同时，技术创新活动是将生产要素的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提高创新效率，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维护以及金融市场监管、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相关法律尚不完备。政府应加强对技术创新的研发、完善技术创新环境和基础设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第二，建立高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日本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可灵活调度创新体系中分散的各部门，而且可保证产学官之间资源的良性流通。相较于日本，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所从事的基础研究与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需求脱轨，企业基础研究力量薄弱且创新能力不强。因此，建立高效的产学官合作机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加强技术创新各主体的合作和联系，将各种技术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跨部门的创新管理组织，形成上下联动、深入基层、深入产业创新前沿的创新治理体系。在知识创新方面，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各层次重点实验室和科研中心的作用;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各层次工程技术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的合作交流;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平台和创业孵化方面，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企业孵化器的有效连接作用。此外，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招商引资，更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和高新技术，吸纳国内外的技术资源，扩大技术交流，增添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第三，促进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创新中介服务机构是企业技术创新重要的实体环境，可以为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技术交流平台，加快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的创新资源共享、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创新中介服务机构应设在创新人才集中、科研能力高、创新能力强的区域，同时每个机构安排技术创新联络员，一方面，负责调查、收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授权制度实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或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另一方面，协调好大学、科研机构的独立性与企业逐利性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内具有不同优势资源的机构高效合作。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政策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在培育基础创新方面，应该强化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法人功能;加强公立研究机构的中介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出区域创新政策体系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推动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之间研发合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环境。
第四，加强区域内的协同创新与技术溢出。优化区域科技创新环境，提升大湾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完善科技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激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的自主创造性，并从科技创新制度、科技创新政策方面保障创新环境的持续优化。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战略统筹，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创新交流，提升各区域间创新活动的正向溢出效应，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协调发展和规模效益。强化协同创新理念，合理评估粤港澳大湾区内相邻区域间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破除行政区划壁垒，实现跨城市、跨地区的协同创新，有效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创新活跃度和创新质量。
参考文献
[1] 吉村弘，山根薫．日本における都市の阶层性と空间构造―「规模」と「距离」による都市构造分析[J]．地域経済研究，2004(3):3-13.
[2]张昱，眭文娟，谌俊坤．世界典型湾区的经济表征与发展模式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8(10):45-57.
[3] 近藤章夫．イノベーションシステムとしての东京大都市圏に関する一考察[J]．経済志林，2018(1):172-186.
[4] Okubo,T.,Tomiura,E. Industrial Relocation Policy,Productivity and Heterogeneous Plants:Evidence from Japa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2,42(1):230-239.
[5]孙艳艳，吕志坚，王晓迪，范漪萍．日本区域创新政策的案例分析研究———以日本首都圈为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6):88-98.
[6] 増田寛也．地方消灭―东京一极集中が招く人口急减[M]．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4:12-17.
[7]Maggioni,M. A.,Nosvelli,M.,Uberti,T. E. Space Versus Networks in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A European Analysi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7,86(3):471-493.
[8]Kerr,W. R. Break through Inventions and Migrating Clusters of Innov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0,67(1):46-60.
[9]Lim,U.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y in U. S. Metropolitan Areas:Evidence from Patent Data[J].Journal of Regional Analysis and Policy,2003,33(2):97-126.
[10]Ellison,G.,Glaeser,E. L.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 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5):889-927.
[11]Dirk Fornahl,Thomas Bernner.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 Germany[J]. Structural Change&Economic Dynamics,2009,20(3):163-182.
[12]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地域事业15年史编集委员会．科学技术振兴机构における地域事业[M]．东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イノベーション推进本部産学连携展开部，2018:5-12.
[13]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地域事业15年史编集委员会．地域结集型共同研究事业および地域结集型研究开発プログラム[M]．东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イノベーション推进本部産学连携展开部，2013:4-13.
[14]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地域事业15年史编集委员会．地域新生コンソーシアム研究开発事业[M]．东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イノベーション推进本部産学连携展开部，2015:6-10.
[15] 冈本信司．地域科学技术イノベーション·システムの変迁と今後の展望[C]//研究·イノベーション学会第30回年次学术大会要旨集．东京:技术计画学会，2015:1-4.
[16] 周锐．日本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探究[J]．学术研究，2016(12):80-81.
[17]林德明，王宇开，丁堃．中日知识产权战略对比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8(11):168-177.
[18]逯东，朱丽．市场化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J]．产业经济研究，2018(2):65-77.
注释
1参见国土厅2010年的《首都白书(平成22年版)》。
2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关东地方整备局。
3纽约大湾区和旧金山大湾区的GDP分别为1. 4万亿美元和0. 8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9%和5%。
4资料来源:内阁府县民经济年报;专利行政年次报告书;日本内阁府统计情报调查结果。
5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关东地方整备局。
6资料来源:https://www. zyen. com/。
7专利授权量和专利申请量存在高度相关性，专利授权量更能从结果角度刻画创新活动的发生情况。
8专利授权量是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的总量。
9资料来源:内阁府县民经济年报;专利行政年次报告书;日本内阁府统计情报调查结果。
10Lim(2003)利用美国1990年至1999年的专利授权量，计算区位基尼系数和Moran's I指数，发现美国创新活动高度集中，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少数大都市区域。
11Ellison和Glaeser(1997)研究美国硅谷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现象，提出了测度产业集聚度的集聚指数，简称为EG指数。
12资料来源:内阁府县民经济年报;专利行政年次报告书;日本内阁府统计情报调查结果。
13由于首位度和EG指数的指标特点，二者通常作为互补指标应用于单中心的区域格局特征分析中。
14日本的“产学官”(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创新合作体系与国内强调的“官产学研”创新合作体系相似，日本更加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将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协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建立三方紧密合作的创新机制
15数据来源:政府统计科学技术研究调查;专利行政年次报告书;日本内阁府统计情报调查结果。
16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文献情报中心。
东京大湾区创新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经验启示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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