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本文关键词：转基因，刑法，食品安全，规制
谈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本文简介：[摘要]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和推广在给人类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其安全性亦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显得尤为重要。文章认为，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有必要依托现有的转基因食品行政法规，设置转基因类犯罪，将较为突出的非法研发、非法生产、拒不召回转基因食
谈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本文内容：
[摘要]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和推广在给人类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其安全性亦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显得尤为重要。文章认为，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有必要依托现有的转基因食品行政法规，设置转基因类犯罪，将较为突出的非法研发、非法生产、拒不召回转基因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中。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转基因食品犯罪；刑法规制
所谓转基因食品，是指来源于基因改造生物的食物。转基因食品相比较于传统食物而言，具有节省成本、增加生物抵抗力、防治病虫害、解决世界粮食短缺等方面的优点。但是有研究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会带来一定的损害。2000-2001年间，新西兰成立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进行了详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转基因食品所存在的风险最主要体现在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对生态环境的威胁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这三个方面。正是因为这些风险与威胁的存在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转基因食品的强烈抵制。
一、刑法规制转基因食品概述
（一）各国出台相关法律规范转基因食品
面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少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对其进行规范。其中以美国和欧盟为典型。美国用“无罪推定”原理来处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那就推定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无需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商业化进行过多的限制。①因此，美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监控相对更为自由，让转基因食品的研发和生产有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欧盟认为，科学地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评估并且获取科学的数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不能等到危害结果发生之后才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在“预防原则”的指导下，欧盟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制度采用强制标签制度，并且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追溯系统，对转基因食品从生产到流通进行全过程的追踪。
（二）刑法规制转基因食品得到重视
总体来看，当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行政法和经济法来管理与监控转基因食品，较少运用到刑法。但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意识到刑法介入的必要性，用刑事法规对转基因技术（包括转基因食品）进行了严格的规制，以防止转基因食品技术的滥用。比如，芬兰刑法典中的“基因技术罪”②和西班牙刑法典中的“利用转基因生物技术制造基因武器罪”，③便是刑法规制转基因技术的体现。
（三）刑法规制转基因食品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刑法介入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首先，转基因食品技术的专业性亦限制了其从事门槛之高，如有不法分子利用这一技术进行非法甚至不人道的犯罪活动，常人一般难以察觉，当危害显现时往往有可能为时已晚。其次，在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生产、流通以及销售环节中，行政部门不一定都能监管到位，如若有刑法的介入，对各个环节予以必要的规制，对转基因食品从业者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规范，有利于降低转基因食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基于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的相关理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潜在风险提前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内，有利于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
二、对我国刑法规制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建议
当前我国对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立法主要是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如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卫生部《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等。因此，除了在行政法规层面需要尽快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销售、流通环节的监控之外，还应当借鉴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经验，充分发挥刑法的后盾作用，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之中。
（一）设立转基因犯罪专节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尚未对基因技术危害行为设立专门条文进行规范，因此不少学者提倡将侵犯同种法益的犯罪集中规定，这样更有利于统一定罪量刑，实现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例如《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等涉恐罪名，对涉及恐怖犯罪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实现了对法益的严密保护。同时，各个涉恐罪名间的刑罚轻重衔接顺畅，贯彻了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④笔者认为，对转基因食品犯罪的刑法立法可以借鉴涉犯恐罪的立法经验，对其作集中处理，这不仅有利于提升立法水平，保证司法灵活，更有利于今后的法律修改。
（二）转基因食品安全相关具体罪名的设置建议
1.将非法研发转基因食品行为犯罪化转基因食品的研发，是以开发转基因食品为目的，在此期间进行转基因生物实验、环境释放实验等，最终研发出转基因生物并获得商业化生产资格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由于不同物种的基因被人为地转入受体生物中，改变了受体生物的基因型及其表现性状，可能引发诸多伦理问题。例如，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选取了24名学龄儿童作为实验对象，让他们在21天里每日午餐进食60克转基因“黄金大米”。无论“黄金大米”本身的安全性如何，这种未经严格审批许可的非法人体试验作为转基因食品研发环节的一环，如若不对其进行规范调整，将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可参考一些经验做法，只要不具备研发资质的主体在未经审批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转基因食品研发工作的，如若达到“重大危害或邪恶”及“道德上的可惩罚性”，有必要用刑法对其进行惩罚。2.将非法生产转基因食品行为犯罪化对转基因食品监控应当是从研发到生产、销售、流通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监管，即使转基因食品的研发合法，符合程序，得到了审批许可，但是在生产环节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也应进行严谨的科学评估，因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所释放的物质是否会对当地的空气、土壤造成污染，是否会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带来损害，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在未获得确切的科学研究数据之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应当在专业部门或者机构的监管下进行，以防止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不利影响。3.将拒不召回转基因食品行为犯罪化食品召回不仅能有效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扩散，还能通过事后的赔偿与惩罚措施来对事前预防措施的不足进行修正。⑤食品召回的对象是不安全的食品，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3条第4款的规定，不安全食品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安全食品”，转基因食品也在这个范围之内。转基因食品一旦对人体造成损害，其影响力必定会大于普通食品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建立转基因食品召回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但由于“不安全的食品”规定得过于笼统，如若将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适用《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予以召回，需要对其进行解释：第一，转基因食品从业者所提供的转基因食品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第二，转基因食品从业者明知自己所提供的转基因食品具有潜在的较大风险，且该风险依靠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消除；第三，转基因食品从业者所提供的转基因食品虽然上市时并无明显风险，但上市后经监管机构评估认为具有较大风险，不适合继续销售。⑥如存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一，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应当予以召回，但如果转基因食品从业者明知存在以上三种情形并仍然拒不履行召回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刑法在此时应当介入对其进行处罚。
（三）抽象危险犯在转基因食品犯罪中使用的合理性
首先，基于保护人权的原则，传统刑法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实害犯，要求出现了具体的危害结果才可予以处罚。但是，就转基因食品犯罪而言，其所侵害的法益往往是关切到社会公共安全乃至国家的多重法益。一旦出现危害结果，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甚至是毁灭性的危害。显然，刑法不能等到这种危害出现后才采取行动，“因为罪责刑法只有在应受处罚的行为造成客观侵害的时候作出反应才认为是合理的，这在风险社会中，不能适应减少、限制风险的客观需要。而按刑法以行为的危害性为前提，只要应受处罚的行为具有威胁法秩序共同体的危险，刑法就应当在该危险实现之前提前介入。”⑦因此，抽象危险犯更加符合转基因食品犯罪的特殊性质，将转基因食品犯罪的犯罪构成运用到抽象危险犯，对转基因食品犯罪可能带来的风险用刑法予以提前介入，只要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可以不需要实际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刑法即可提前予以惩罚。就如同酒驾入刑一样，只要实施了醉酒驾车的行为，不论是否发生了实质的危害结果，都会被视为触犯了刑法，应对其予以相应的刑罚处罚。其次，转基因食品犯罪所带来的危害结果是无法用具体数据予以估算的，运用抽象危险犯更有利于解决这个难题。转基因食品犯罪不像盗窃罪，被害人的损失结果可以用具体的数目予以估算并且根据具体损失来界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后果对行为人予以处罚。但是转基因食品犯罪所造成的具体危险是无法精确测量的，对转基因食品犯罪予以刑事规制的初衷在于通过刑法的预防功能，规范转基因食品从业者的行为，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可以参照危险驾驶罪、准备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等典型的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模式，对涉及转基因食品犯罪的主体，只要行为人符合其中的具备极大危险性的情形之一，就可以认定为犯罪。
三、结语
转基因食品作为生物科技发展的产物，自面世以来争议不断，基于转基因食品存在的风险，转基因食品在研发、市场化过程中亟须刑法对其进行规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刑事立法，以保护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黄洁怡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谈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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