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本文关键词：方法论，哲学史，中国
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本文简介：摘要：每一个哲学体系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都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的时期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正需要我们积极的面对和解决。本文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梳理，探讨21世纪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方向。关键词：中国哲学史；现代化；方法论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文化大
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本文内容：
摘要：每一个哲学体系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都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的时期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正需要我们积极的面对和解决。本文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梳理，探讨21世纪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现代化；方法论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文化大量传入，打开了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野，积极应用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逻辑分析法等西方哲学的思想对中国哲学进行新的诠释，创新发展，运用前所未有模式将中国哲学引入世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等现代中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将视野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大量应用唯物史观、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研究的理论背景，诸位学者对理论分析深刻透彻，逻辑清晰，语言简洁无赘述，推动中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迈向了新的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发展，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在继承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必须面对中国哲学研究在新时期的困境。中国哲学传统思想以文言文为主要记述载体，与我们日常所学习到的现代语言相冲突，这势必会出现理解、阐释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也早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讨论，最为被大多数所接受的便是以诠释学为核心的解释合理即可的思想。什么是解释即可的思想？就是说在我们对中国哲学史文本进行研究时，当我们在翻译、理解根据字面意思进行同义词转换，而这个转换的标准就是解释合理即可。在古代人们的教育和文化接受程度都是有限的，在对他们自身思想的记述可能将某一个字赋予的涵义可能会与他人的思想中相同字的概念不同，当我们在进行文本研究时就会出现矛盾，如果我们选择“畅其言达其意”，对与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否可以理解成我们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文言文翻译？“‘智’是清明的脑袋，‘仁’是柔软的心肠，‘勇’是坚定的意志，就显然与现今的生活世界进了些，听起来自然亲切些，我们的心灵里就有一具体而真切的纯在觉知……单就这样向度的诠释，它就启动了一新的交谈与融会贯通的可能……唯有这样的交谈、融通达到相当程度，我们才可能缔造新的哲学概念”[1]，当我们现代的语言结合生活用语，对古典文献进行诠释，这样的行为来进行理论创造是否过于单薄，带有表述主体的主观色彩。我们在进行英语学习的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要学习单词，在记忆单词的过程我们既要掌握不同时态的用法还要掌握不同词性下词语所呈现出来的涵义，如果我们在记忆的过程中，只是采用言之有理即可的方式，我想那么语言体系就缺乏了其内在的严谨性和规定性。“‘不相应’的诠释，是指对于古代文献、古代哲学思想资料，作抽象的、超历史的、粗暴的、非客观平情的、望文生义的解读……此类批判几乎泛滥成灾，其流毒延续至今，对我们民族精神有极大损伤。例如，前些年有关《论语子路》篇‘父子互隐’章、《孟子尽心上》篇‘桃应’章的讨论，有人得出完全不相应的结论，认为舜、孔孟儒家是搞腐败的典型，是违法的伦理学……并引申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全盘否定”[2]，回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当我们采用言之有理这种模式是否会打乱哲学思想本身的所含有的内在规定性？当今社会一直阔步前进，我们的现代语言也随之转变，我们在进行中国哲学文献研究中大量应用现代汉语来诠释古代文言文的思想内涵，并赋予传统哲学思想以新的力量，那么我们所做的文本研究和理论创新就产生了矛盾，“‘五四’以来，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相关的教育结构与体制，是的我们这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逐渐丧失了解读钱现代文明(或文献)的能力。”[2]笔者认为所谓理论创新不应是对文本的言之有理的带有时代色彩的解释，而是在尊重传统中国哲学文本和内在思想本身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对新的问题、新的现象的认识和解读，我们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尊重文本的内在规范性，其一词一句的表达所限定的不是我们对这一思想的认识和思考而是我们对思想正确的解读，我们也只有在正确解读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正确的理论创新，如果我们不加以界定随意而为那么我们所做的理论研究就变成了一种高谈阔论，不可否认哲学来源于高谈阔论，但其所谈论的是哲学本身而哲学本事就是一个限定。
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不变认同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限定了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不能脱离问题本身进行添枝加叶，文本研究的关键就是对文本本真的解读。“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体验的智慧，实践的本领，中国哲学不是文字的游戏。”[2]。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忽略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对于创新则与传播不同，创新的工作是严谨和抽象存粹的，他不与许我们进行随意的解读，不论解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我们在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要审慎的解读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语，我们吸收西方哲学思想的精华实现相互融合，构建出新的文明。如果我们过度的解读、伤害传统文化，扭曲其内在的价值这与盲目追求西化无异。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关于经典诠释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省察[J].求是学刊,2009(6).
[2]郭齐勇.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J].学术月刊,2007(3).
作者：陈鑫 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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