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 本文简介：
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等外部世界进入人的视野及思维，通过思维的整理加工，形成一个情感的、道德的、思辨的人文世界。人们借助主要的语言符号——文字——对人文世界的描述，我们称之为文。在今天，人们将文字描述的人文世界分成了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艺术等。其实，在人类的人文世界里，
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 本文内容：
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
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等外部世界进入人的视野及思维，通过思维的整理加工，形成一个情感的、道德的、思辨的人文世界。人们借助主要的语言符号——文字——对人文世界的描述，我们称之为文。
在今天，人们将文字描述的人文世界分成了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艺术等。其实，在人类的人文世界里，人类的心灵情感本是气象万千却又浑然天成。因为心灵情感体验的不同，人们将人文世界作了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艺术等的划分，从而形成文学情感、历史意识、哲学智慧、思想之美、诗性艺术等不同的个性表现。
人文世界的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它们的人性关怀和理想追求却一致相同。统一于中国传统人文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它同样以人生国家为关注对象，以人文理想为生命根基，以它对人生理想及人类未来的美好期待，为守护和追寻共同的人性关怀和理想追求一直努力。
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学放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世界进行考察，试图从四个方面拟出一些头绪，以便对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认识。这四个方面分别是：一、中国传统文学的本质；二、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传统人文世界的关系；三、中国传统文学历史及现实意义；四、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学的本质
花开或有情，流水似有意，实质关乎人生国家根本：文以载道
文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对人生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
有人说，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有人说，文学是世界的描摹；有人说，文学是服务于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的武器……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各有各的道理。
中国北宋时代的古文运动中，周敦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文以载道。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篇中说：“文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呼？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说的是文章只是一个载体，真正关系的是本质，是所要表达的道。
公元500年左右的南朝时代，中国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开宗明义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唐朝时代的文学家、哲学家韩愈也有一篇《原道》。韩愈在其《原道》开篇说：“博爱之谓人，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接着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
”。韩愈认为老子之道是坐井观天之道，是小道而非大道，则有所商榷，却是题外之话。
清朝乾隆年代，学者章学诚也有一篇《文史通义?原道》。在《文史通义?原道》中，章学诚提出了著名的“道起三人居室”命题，可说闪烁着对个体生命人性关怀的光辉。
文以载道，容易被人们认同。而究竟什么是原道，在各个文论家或思想家那里，或都会有不同的说法。
道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概念。对道论述最系统的，是中国的道家学说。道是道家学说的本体论及方法论，是道家思想的根本。鲁迅说，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只有对道家文化的系统把握，才能知晓中国文化的脉络。
在传统中，中国文化是“道里儒表”的构成体系。从表现上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则是儒家文化。刘勰、韩愈、章学诚，严格按流派划分，他们都属于不同时代的儒家大匠和一代鸿儒。
至两晋南北朝时代，儒学的发展已有千年历史。早期的儒家认为，天道远，人道近。在孔孟那里，伦理道德及人格修养被视为最基本的人道。在两晋南北朝，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被重新发现，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迅速兴起。这一背景对刘勰的文道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勰用道家思想重新解释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放弃了先秦儒家“重人事轻自然”的思维方式，把目光集中在超越人事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道本体上，把儒家原本的人道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从而认为道是文的本质，文是道的表现，道是形而上之道，文是形而下之用。刘勰所说的文，涵盖了一切道德文章，也涵盖了天文、地文、人文之文。
至韩愈，道被从天上拉回了人间。韩愈竭力反对形而上的道，而认为只有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才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所以，韩愈反对佛老学说，把佛老学说视为伪说，而“不闻仁义道德之说”。韩愈推崇儒家现实功利的道德学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起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的道，不具备形而上的意义，而是把孔孟之道推崇为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绝对真理。韩愈自认为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接班人。韩愈在理论上全面否定佛老学说，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国家的巩固统一。他把具有神秘意味的“道”赋予现实，对重新塑儒学经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对韩愈的一生作过精辟的归纳：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在章学诚那里，道则被从人间拉回到生命个体的身边，具有对生命个体关怀的意义。提及一点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对“人类”整体的关照，而缺乏对“人”之个体的关怀。在西方，15世纪之后，上帝被冷落在天堂，人们发现了自己个体生命本身——人，才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在中国，继章学诚起，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情况才有更大的变化。
1918年，周作人写了《人的文学》，提倡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打了一个比方：“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1928年，局限与历史斗争的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爆发，导致了五四时期有关“人”的概念崩溃：五四时期普遍和抽象的人性分裂成为内在对立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代替人的文学，阶级斗争代替个性解放。中国人刚刚发现了“人”，转过头又关注“阶级”整体去了。多少著名作家，多少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茅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大力推手，甚至包括鲁迅，也为此出过力。以至于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头绪。
时隔一千多年，晋人陆机在他的《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抚今追昔，却道是：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菲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
基于对中国传统人文世界的整体性考虑，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是：以文字表现的对人生国家人性关怀的情感诉求。
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对人生国家人性关怀的情感诉求的总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传统人文世界的关系
与天地精神往来，与宇宙万物交融：为情而造文
《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yù，此作卖）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所说的诗是《诗经》，赋是《汉赋》。刘勰推崇《诗经》志思蓄愤，吟咏情性，而鄙夷《汉赋》矫揉造作，咕名钓誉。刘勰追索的“为情而造文”，是要达到一种“文心可雕龙、神思直飞天”的精神与情感世界。
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世界里，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诗经》、《楚辞》、《汉赋》、《史记》、先秦诸子都是“文”。?文史哲不分家，并不指文法修辞体裁形式不分，而指的是内在统一的精神情感品格伦理不分。今天虽然我们依照学科划分标准将中国传统的人文世界分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艺术等，然而在实质上，它们内在的血脉是浑然一体的。所谓天地有灵本心境，万物有情皆在心，中国传统人文世界内在的灵魂与精神，确实一个整体。
人们通常把《老子》、《庄子》理解为哲学著作。在西方的黑格尔那里，同样认为《老子》充满了东方的辩证智慧。然而，不管是《老子》，或是《庄子》，特别是《庄子》，它所表达的世界观念或思辨智慧，却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一个具有诗歌之美的哲学世界。
哲学需要文学，也需要历史。哲学如果缺少文学之情，诗歌之美，它就会成为一种脱离人类心灵情感体验的冷漠的概念推演，成为一种缺乏心灵感动和情感提升的知识堆砌。
而历史对哲学来说，则是哲学思辨的基础。哲学推演所需要的概念和判断的形成，无一不是建立在人类对恢弘历史的整体把握之上。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对人类生命的演进及心灵的成长作出通达的把握，对人类的过去不停地追问，对人类的现在不停地拷问，对人类的未来不停地追索，这样的哲学智慧才具备普遍的价值。
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史记》堪称为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丰碑著作，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基本精神与品格。《史记》记述的是历史，却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必读经典。
从哲学层面理解，《史记》以史学的文化形式，借助对自然宇宙、对人生国家的整体把握、理解，从而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至高境界。
从文学层面来讲，它借助了优美的文笔和宏阔的才情，集诗之艺、文之情、史之境、哲之思诸多品格神韵为一体，其艺之美，其情之切，其境之远，其思之深，堪称达到了将诗人之丰富细腻情感、史学家之通达开阔视野、哲学家之深邃理性智慧，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司马迁及其《史记》垂范后世名留千秋的魅力所在。
我们再以屈原的《天问》为例，看看文学与史学、哲学的关系。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在这首长达三百多句的诗中，诗人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问天地、问日月、问山川、问灵异……先问天地自然后问三代史实，最后以问楚国的贤君愚臣为结尾，内容涉及自然、宇宙、历史、哲学、政治、伦理诸多方面，展示了诗人浪漫博大深广的心胸视野。
这是诗，同样是哲学。它将自然、人类、生命、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细腻丰富的文学情感与诗人气质，结合对自然历史的考量和追问，提升了对人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及思考，从而赋予诗歌非同寻常的哲学价值。
这是诗，同样是历史。它将历史赋予诗人的心灵来感知和情感体验，因为诗人有不同的生命体验，有不同的情感世界，因而历史也就会因诗人的内心世界之不同而不同，从而赋予历史现实的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以历史眼光、历史情感、历史智慧为底蕴，以哲学思辨、哲学智慧、哲学关怀为提升，这才得以不仅流传一时，更得以流传后世。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家，往往既是文学诗歌大家，散文词赋大家，也是史学、哲学大家。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记言”（?陶渊明的《饮酒诗》）的无语境界，或许可称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史学、哲学之间关系的注脚。
苏**那“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生命感慨，或是中国传统文学将个人之生命境遇，个人之文学情感，提升到一个更高远开阔的历史理性与哲学运思高度的写照。
中国传统文学历史及现实意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亘古不变的人生国家之爱
“滚滚长**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仙·廿一史弹词·说秦汉》）
昔者往矣，今我来兮，“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茫茫宇宙，天长地久，生命本苦短，岁月亦无痕。怎堪那：“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南乡子登**北固亭有怀》）。只道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辛弃疾《南乡子登**北固亭有怀》）
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支撑五千年中国传统人文世界一路延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民族性格与精神气质，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学具备其他民族文学不具备的幽深思远的美学神韵？
有人说，这种精神叫“以人为本”，有人说，这种精神叫“天人合一”。实则，不管是“以人为本”还是“天人合一”，或许更多更多关注的是经邦治国的方法论，不管怎么理解，其似乎不能构成中国传统人文世界的精神内核。
《孟子·尽心上》篇说：“古人之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与此之延伸，则有中国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高人生理想与追求。如果以哲学的方式加以提炼，我们可以把这种人生至高理想与追求称为：命运之爱。
“命运之爱”是近代西方哲学家尼采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尼采认为，生命是一个永恒轮回的过程。生命的本质是权力意志。当强力意志遇到永恒轮回的生命过程（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命过程），它就会最大限度地自我表现、自我扩张，从而寻求到生命价值和快乐。中国传统人文世界中的命运之爱，有其自身的背景和意义，与尼采所说的“命运之爱”没有内在联系。
在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中，并以儒家讲究的推己及人之道，只有自身之善，才能善父母，善妻子，善朋友，善他人，善国家。只有这样的人，也才能担当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孟子所说的独善与兼善，本质上并不矛盾。然则在实际操作中，独善的内涵却被异化了。
自古文人企望天恩浩荡、天理无私、天下太平，同时企望自身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兼善天下。然而生活与理想常常事与愿违：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并不那么顺利，天下并不那么太平……官场宦海尔虞我诈，人生仕途坎坎坷坷。
置身现实的困境，独善其身恰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尽管如此，还如韩愈所说：“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不管面对怎样的困境，“命运之爱”确实整个人文世界的根基。区分来说，命运之爱包含对人生之爱、对国家之爱。人生之爱包含人生的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爱情之爱等；对国家之爱来说，则又可概括国家在为难之际与国家在盛世之时及个人自身的背景来区分，内容更加丰富广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游子呤》）多么朴实伟大的母爱啊！无论是达官贵人，也无论是游子平民，吟唱至此，也为之无不动容。那是因为，在中国的人文世界里，有一种共通的精神内核。
这种共通的精神内核，还表现为人之间那真挚纯洁的友情。“**朝雨悒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清晨的古城门外，春雨刚过，柳色新新，友人惜别，依依难舍。你看那杨柳依依，轻抚人心，可友人啊，你却怎样才能“留”？
这是一种文明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后人的心智与情感上才会出现的境界。它以心灵来把握世界，以心灵来理解世界，以心灵来沟通世界。“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呤》）。柳絮杨花，花非花、雾非雾，情致缠绵，曲幽婉转。友情中有亲情，亲情中有友情，实则不管亲情、友情或是爱情，其情其意，其志其思，本可以幽微曲折而又通达宏阔的。
每当国家为难之际，便有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其实心中有对国家之爱，对敌人之恨，花才溅泪，鸟才惊心；“霜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其实霜何夜不白，月何处不明，只因今夜心有所念，情有所哀，才觉霜白凄冷，故乡月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然而因为个人所处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不通，对国家之爱的情感体验却又不同。“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却又是另一番胸襟和气魄。
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坚守人生国家之爱根基
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内核，对现代语文教育有什么启示意义呢？
首先，现代语文教育应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加强对每一篇课文背后历史背景的了解和认识。
人类文明犹如滔滔江河，它从遥远的昨天来，还要流向遥远的明天去。历史都刻着民族的灵魂，淌着祖先的血脉，凝聚着每一个民族沥血之路上自己先贤祖辈的光荣与梦想，汇集着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古圣先哲那经过时间考验的一切伟大智慧和情感。
借助于历史认识与历史反思这一古老而常新的精神形态，人类的智慧、理想、经验、情感才得以延续下来，积累起来，传承下去，才不会被滚滚流逝的岁月黑洞吞食噬没，我们才不至成为迷失故土无家可归的浪人。
其次，现代语文教育应加强哲学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加强以人类命运为终极关怀的哲学思辨及哲学智慧的培养。
哲学使人聪明。它可以使人的思想变得清晰、完整、严密，富于条理与逻辑性,可以使人不会轻易地被常识、现象和习惯迷惑，可以使人有不同于习惯的认识事物的新角度和新视野，从而不会轻易地随波逐流盲目从众。
哲学的智慧，集中表现在古往今来，人类总在以哲学的方式提出一些关于自然、关于宇宙、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基本而永恒的问题，并为人类更好地理解认识这些问题提供最为基本的原则、思路与方法。同时，它还给人带来独特的精神审美享受，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真正的精神愉悦和快乐。正因为此，哲学这一古老的人类精神追求，也就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人的生存方式。
第三，现代语文教育应加强爱人生爱国家的品格的培养。
在今天这个变化急速燥动不安的时代，我们身处喧嚣都市高楼之中，却有身处荒原的那种难以排遣的孤独迷和离感，我们迷失了来时的路而不知道现在究竟身处何地，我们追逐时尚但现代生活却让我们产生了无处安顿心灵的生命不确定感。
那么，我们究竟缺失了什么，失落了什么？
我们失落的是中国传统人文世界中的精神内核——命运之爱，对人生国家亘古不变的命运之爱。对人生国家之爱，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倘使一个人失去了对人生国家之爱，他精神世界就会陷入迷失与混乱，就会陷入意义缺失的危机状态。
命运之爱伴随人始终的精神追求，每一个人从这种精神追求中，找到使自己的情感与心灵得以慰籍并得以安顿的庇护所，才会在超越千古、跨越时空的深邃情感与达观意识中，找到向我们提供真正理解人生价值、提升生命境界的悠远厚重的世界。
一个人对命运之爱的守护，构成千万人对命运之爱的守护，从而构成每一个民族保持自尊心、自信心和归属感的前提。精神上无根飘泊、无所归依的痛苦，将是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它会从根本上瓦解一个民族生存延续所必不可少的认同感与凝聚根基。国家的意识，爱国的情感，都只能产生于个人对国家之爱的过程中，都只能奠基于个人对国家之爱的情感之上，而亡国之恨，灭种之灾，都可能起因于个人精神根基与命运之爱的缺失。
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语文教育 本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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